作者 | 乔悦 孙月（实习生）

编辑 | 江江

视觉 | 顾芗

2025年4月初，长沙一家公司的出纳李珊，再次向老板提起社保的事情。在她实习时，老板曾承诺“等拿到毕业证就转正，转正后就可以买社保”，但如今，她转正已经过了快一年，社保始终没有着落。

在办公室的短暂对话中，老板告诉她，如果交社保，她每月3300元的工资要扣接近500元，公司还要额外承担1000多元的成本，问她能不能接受。李珊回答可以。然而几天后，当她找公司会计再次核实时，对方却告诉他，老板还是不愿意交社保。

对李珊来说，社保意味着一种保障，她告诉盐财经，“生病了医保能报销，老了有养老金，还有失业金”，虽然她也不确定以后会怎样，但有社保会更安心。可对于只有二十几名员工的小公司而言，社保又是一笔额外的长期支出。

李珊找老板反复沟通，却迟迟无法落实，最终公司以涨薪200元代替社保告一段落。

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规定，明确针对用人单位规避社保缴纳、劳动者主动放弃社保等问题，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劳动者有权据此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新闻发布会

简单来说，像李珊公司那样的任何用人企业，想逃避“缴社保”的责任，将不被允许，甚至可能被追责、罚款。

这项将于9月1日施行的司法解释，让“社保”这个常被忽略的用工环节，再次成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绕不开的话题，但现实远比想象的更加复杂。

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没有社保

李珊今年22岁，去年1月进入公司实习，签了试用期合同，每月工资1500元。面试时，老板承诺转正后缴纳社保。

半年后转正那天，李珊的工资涨了1000元。但企业再没提过社保一事，连劳动合同也没签。那时，李珊想保留应届生身份考公务员，也就没有追问。

今年4月，家里人提醒她尽快交社保，她才决定找公司谈谈。但老板不愿意，并表示现在退休年龄延长，交几十年社保，将来能不能拿回钱还不一定。

生气的李珊，查了社保举报电话想投诉，却发现号码是空号。她又在小红书上搜索劳动仲裁的经验，看到不少人反映了相同的问题。

不少网友在自己的社媒账号分享关于致电社保举报问题却无法接通的情况

李珊告诉盐财经，她每天工作9个小时，正常双休，公司包吃包住。今年1月，她的工资刚涨到3300元，算下来和业内平均薪资差不多，但一直没有社保。按照她的说法，其公司有20多人，只有七八个人有社保，“都是老板亲戚或者入职时就谈好的”。

“在长沙找有社保的工作太难，好多公司根本不交。”李珊说，公司里有个比她年长的女同事，入职第一天就开始缴社保，但工资多年未涨。李珊猜测，也许是公司觉得交了社保，就不再额外加薪。

社保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1994年的《劳动法》就提出建立社会保险制度，2007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明确，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2010年施行的《社会保险法》确立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保险制度，并要求用人单位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不得随意缓缴或减免。

早在1994年，《劳动法》就提出建立社会保险制度

人社部发布的2025年1—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要统计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36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33亿人，两者合计约10.69亿人，比2024年减少401万人。

与此同时，2024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亿，占总人口的22%；65岁及以上人口2.2亿，占15.6%。这意味着，平均每4名就业人员要抚养1名老人，而在黑龙江等地，实际负担接近1.2人养1名退休老人。

上海深度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凡建认为，近两年来，竞业限制、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纠纷等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趋势，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带来新挑战，亟需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孟凡建进一步向盐财经表示，此次司法解释，主要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细化和强化，比如明确连续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设定判断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标准，并强化社保缴纳的刚性要求。

这也意味着，像李珊这样的年轻人，未来将有更多法律途径保障自己的权益。

但对雇主来说，这只是另一笔账的开始——全额缴纳社保的成本从哪里来，该怎么摊，它们成为了接下来绕不过去的问题。

雇主的账本

林建在深圳经营一家跨境电商公司，主要向北美出口家居和宠物用品。团队有十几名员工，每月的工资支出在15万到16万元之间。

与很多中小企业一样，社保缴纳问题在他公司里并不均衡。十几名员工中，只有8人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剩下的仓库工人和个别主动要求不缴社保的员工，则被排除在五险之外。

“有两个人是入职前就说不要交的。”林建向盐财经解释道，他们担心缴费会让到手工资减少。

在林建的公司里，有部分员工主动要求不缴纳社保，原因是担心缴费会让到手工资减少

比如，现在拿5000多块，到手还不错，一旦缴社保就只有4000出头了。这种工资缩水的感受会格外明显。

办公室的运营人员情况则不同。林建说，他们的底薪在7000至8000元，加上绩效和销售提成，总收入在1万至1.5万元之间，比仓库工人高得多。由于工资高，缴纳社保的压力也相对分散，“他们一般都会要求交社保，也没有异议”。

但公司也没有为运营人员全额缴纳社保。“我们是按基础工资、还稍低一点的比例去缴，大概2000元左右。”其中，员工个人承担500多元，公司承担1000多元。

这笔支出看似不大，但如果全额缴纳，差距会立刻显现。按深圳规定，企业缴费社保比例约为工资的20%，再加上公积金10%，5000元的工资，公司要额外支出1000多元；1万元工资，支出则达到3000元左右。目前，林建的公司每月在社保上的总支出不到2万元。如果依照法律规定为所有员工全额缴纳，包括公积金，成本将增加一倍。

“单是办公室的这几个人，每个人一个月要多2000块钱左右，公司每月就得多出2万块。”林建算得很清楚。如果给仓库人员补齐社保，增加的成本倒不算大，但办公室员工的比例份额才是关键。

同时，外贸行业的不确定性，让这笔额外开支显得格外敏感。林建说，生意好的时候，公司一个月能赚四五十万元，差的时候只有十万到二十万，甚至入不敷出。

林建解释道，跨境电商的特殊性在于周期性强、囤货压力大，利润表上看似盈利，但现金流常常被库存占据。

去年年底，林建的公司账面上有100万至200万元的存货，但变现速度难以保证，任何一个销售淡季都可能让货物变成“死库存”。

正因如此，林建很清楚，全额缴纳社保不仅意味着支出增加，还可能影响未来的用工结构。

由于跨境电商周期性强、囤货压力大，全额缴纳社保意味着支出增加，甚至可能影响未来的用工结构

“如果真要严格执行，那我就不招固定员工了，只用兼职。”仓库的兼职员工每月支出不到4000元，而固定员工工资加上全额社保和公积金，成本会攀升到6000至7000元，“兼职和全职之间的差距一下就拉到六七成”。

原本，他还准备再多招两个美工，现在这个计划也被搁置了。

林建坦言，虽然固定员工熟悉流程、效率高，但当成本超出承受能力时，雇主只能通过“灵活用工”规避风险。“我还考虑过找第三方劳务公司，把5000—6000元交给他们，让他们派人过来。合同签在他们那里，社保也是他们负责。”

在政策没有强制收紧之前，林建会在员工入职时讲清社保缴费比例，员工大多都愿意工资高一些、社保有基本保障即可。但自从新的司法解释出台，这种默契的基础被动摇了。

林建说，他和不少老板朋友都担心未来员工会集中仲裁，要求补缴过去的社保。“我们公司没遇到过，但如果真有人这样做，一个月要补2万多，一年就是二三十万，公司成立三年就要补六七十万，干脆关门算了。”

他并非反对社保制度，“不买社保风险更大”，但他希望未来能允许企业与员工协商缴费比例，“这样既能保障基本权益，也能让我们活下去”。

早餐店的薄利与重担

林建的担忧并非个案。对规模更小、利润空间更窄的小餐饮店来说，全额缴纳社保带来的压力更具体。

赵雪的父母在江苏无锡开了一家早餐铺。2021年初，50多岁的夫妻俩人看着身边亲戚在无锡、常州开早餐店维持生计，也动了心。年纪大了，找工作难，与其四处投简历，不如学一门能养家的营生。

那时候，他们租下了无锡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店，老城区，6张餐桌，年租金七万到九万元。

早餐铺的节奏很快。为了多做几样早点吸引客人，凌晨两点半，母亲就得从床上爬起来，揉面、发面、调馅、包小笼包、煎包；父亲也会在凌晨三点到店，煮粥、打豆浆、熬胡辣汤。

对规模更小、利润空间更窄的小餐饮店来说，全额缴纳社保带来的压力更具体

最初，他们还能请一个阿姨帮忙，从清晨五点干到早上九点半，工资1800—2200元，管一顿饭。生意好时，月底会多给一两百块。不过今年生意下滑，请人成了亏本买卖，夫妻俩不舍得再雇人。

赵雪母亲的身体不好，常年累月高强度的劳作，让她腰椎突出。去年10月，母亲有一周几乎起不了床，早餐店只能歇业。医生建议康复训练，但她始终咬牙坚持。

赵雪不放心，在店里装了监控，经常在手机上看到母亲工作时直不起腰，要停一会才继续忙。母亲从来都对女儿报喜不报忧，连那次起不来床的事，也是亲戚过年时才告诉赵雪的。

父母经营的早餐店的营业额并不高，平日客流一百来人，日收入在1300—1400元。周末略高，偶尔能到1800元。去掉房租、水电、食材成本，不雇人的情况下，每月利润在一万三到一万五元之间，淡季却不足一万元。

赵雪算过账，如果要重新请阿姨，按现在的行情，月薪2500元，交社保又要多付至少1000元。那么，每天人工成本就是120元，而父母一天的净收入就会被压缩为一人200元左右。即便生意好转，也难以长久支撑。

赵雪有两位表哥也在无锡开早餐店，雇了三名阿姨，全是兼职，没有合同，没有社保。如果以后强制缴纳社保，表哥打算只给其中两人签长期合同，其他岗位用亲戚或临时工顶上。

可以说，在这些早餐店的雇工市场里，“社保”几乎是陌生的概念。招人时，他们往往只在门口贴一张纸，写明“招工，工资多少，做什么”。阿姨干满一个月，结清工资走人。

早餐店张贴的招聘信息

餐饮行业的逻辑向来是“薄利多销”，对人力成本极其敏感。

餐宝典研究院院长汪洪栋对盐财经分析，早餐店、快餐铺这类街头餐饮，小到夫妻店，大到几十家连锁，利润都很低，普遍在10%以内。食材、房租、水电之外，人工支出是最难削减的部分，而社保意味着固定成本的直接增加。

在他看来，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受到的冲击有限，因为他们有品牌优势，也有更长远的布局，会主动去适应政策。比如增加“灵活用工”人员，店里只保留核心员工；或者依靠中央厨房和预制菜减少对熟练厨师的依赖。甚至有人投资研发炒菜机器人，来降低人工成本、稳定品控。

他还注意到，一些平台正试图做“共享员工”的模式，类似滴滴打车。假如餐饮店临时需要30个服务员，可以直接在平台下单，明码标价，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上岗。这种形式更加灵活，也让用工关系更加短期化。

相比之下，小微餐饮店的空间几乎没有余地。缴完社保，可能就没钱维持经营。因此，很多小店主会抱着侥幸心理，不主动缴纳，除非遇到检查或被员工举报。

汪洪栋判断，如果强制缴纳社保全面推开，餐饮行业会面临新一轮洗牌。

而这种变动的直接承受者，往往是站在最末端的服务员、保洁员、收银员。

1500元的缺口，压缩的员工收入？

陈丽在四川眉山的一家民营酒店干了将近两年。这是一家由十几名员工构成的小企业，老板有其他生意，很少露面，酒店的日常由店长打理。

陈丽的工作是客房服务，查房、检查卫生、确认客人是否遗留物品。工作朝九晚五，不常加班，相比体力活，这份工作算不上特别辛苦。

四五年前，陈丽为了照顾家人，中断了工作。再出来时，已经是疫情之后，40岁的年龄让她在招聘市场上处处碰壁。偶然在同城网看到这家酒店招聘，她没多犹豫就来了。“能上班就好”，她说。

工资单上，她的基础工资是2800元，包含两块被拆分的底薪（1020元和680元）、全勤奖（100元）以及一笔1000元的“保险补贴”。

民营酒店员工陈丽的工资单

刚入职时她没在意这些数字，直到过年值班领三倍工资时才发现，计算基数并不是2800元，而是用那份1020元的底薪来算。

酒店的提成与个人无关，全看整月的营业情况。旺季时，大家能分到几百元，淡季就少得多。和大多数小企业一样，社保是自愿购买。签合同那天，老板秘书问她是否要买，她当场选择放弃，换成每月1000元的补贴。合同上明确写了“自动放弃购买社保”，她也签了字。

陈丽过去的工作从未缴过社保，这几年更是没关注过政策的变化。直到前不久，店长随口提到，下个月起可能要扣除社保费用，这意味着1000元补贴没了，工资还要再少几百元。她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可是1500块的缺口，“一个月少这么多，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钱”。

她的家庭并不宽裕。父亲78岁，患鼻癌，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每月光中药费就要2800元，再加上喷鼻药和消炎药，大概需要3000多块钱。老人只有农村医保，住院才能报销，于是这两年大部分医药费都落在她头上。

“夸张点说，强制缴社保对我来说就像天塌了一样。”她说。除了一个在读初中的孩子，她和丈夫还要照顾四位老人，全部是农民，退休金只有两三百元。

相比起二三十岁的年轻员工，她内心里希望社保缴纳是自愿的。“我们都成年人了，不交将来领不到养老金，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她说，她顾不上几十年后的事情，“我只要现在能把家养着就行了”。

几年前，她还买过商业重疾险和意外险，后来因为经济压力全退了。她想，如果将来一定要缴社保，可能只保留一个意外险。

在眉山这样的小城市，陈丽的处境并不罕见。一旦政策收紧，企业难以吸收成本，很大概率最先被压缩的就是员工的收入。

在当下生存与未来保障之间

“不要社保，要现金”，在许多工地、餐馆、酒店等企业里，早已是员工心照不宣的选择。对一些人来说，相对未来的保障，眼前的几百上千元的现金，能马上完成房租、买药与还债。

在律师孟凡建看来，这种选择不能鼓励，但背后的逻辑并不难理解。

同样，对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来说，社保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

根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全国只有28.4%的企业完全按员工上年月均工资缴纳社保，28.2%按最低基数缴纳，22%则剔除奖金部分。受市场环境和成本压力影响，社保合规在全国范围内依旧是个严峻挑战。

企业基数合规性比例/图源：《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

网上有个别声音认为，“交不起社保的企业就应该倒闭”。但现实是，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

2024年底，全国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户，提供了超过1.28亿个规模以上就业岗位，还是大多数高校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来源。而且，一个区域（地级市）内中小企业数量每增长1000家，能有效带动地区生产总值增加1.43%，税收增加0.17%，就业提高0.68%，职工工资提高0.78%。

新司法解释的落地，让个别企业开始寻找规避方式。有人打算直接注销公司，有人让员工注册个体户或签合作协议，以规避补缴社保的义务。

但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提醒，公司注销并不等于免债，存在期间的债务仍要承担；而个体户或合作协议，只要用人单位存在管理和付薪行为，就仍会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法律给劳动者提供了维权途径。《劳动合同法》规定，单位完全不缴社保，劳动者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并向社保机构追讨补缴和滞纳金。

但在现实中，这条路并不好走。仲裁、诉讼周期长，社保局处理速度各地差异明显，还可能影响下一份工作的背调。对很多人来说，这些程序太远，不如先保住眼下的收入。

对很多人来说，保住眼下的收入才是首要的

只缴纳部分社保的情况更复杂。

比如，公司按5000元的基数为月薪1万元的员工缴纳社保，只需要补缴和缴滞纳金，并不会直接赔偿劳动者。因为这笔补缴的钱不是现金，不会立刻落到劳动者手上，而是要等到退休、患病或工伤时才能体现。正是这种“延迟兑现”，让不少人对维权的积极性不高。

在生存与保障之间，大多数人会先选择生存。但社保制度的意义，从来都是为未来兜底。孟凡建律师认为，如果能为小微企业、个体户、灵活就业者设立分档缴费、过渡期和补贴机制，既能减轻企业的压力，也能让更多人纳入保障体系。

李珊准备辞职，找一份能给她缴纳社保的工作。她说，这不仅是为了几十年后的养老金，更是因为，她相信规则的存在和法律的约束能给人带来安全感。

在她身边，还有一批年轻人也在等待着自己的社保到账。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保障和生存，不必总是对立的选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珊、林建、赵雪、陈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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