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西北征讨与恢复社会经济行动始于同治七年，他以“每平定一地，即治理一地”的决心，直至光绪六年才离任。

在这一过程中，左宗棠的重心在于陕西和甘肃的善后与恢复工作，而陕西的管理则由历任陕西巡抚如刘典（署）、蒋志章、邵亨豫、谭钟麟等完成。这段历史见证了左宗棠在社会重建方面的领导力和实际行动。

陕西平定之初，左宗棠在西征的同时，派遣刘典负责善后事宜。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安抚回族，确保他们顺利融入社会，避免社会动荡。安置回民的任务并不轻松，因为陕西人口减少近466万，而甘肃更是损失1455.5万，仅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口。

此外，战后陕甘两省有68个厅县和地区经历过粮荒，其中11次发生了人相食的悲剧。这场灾难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瓦解，使恢复工作显得尤为紧迫。 左宗棠等人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农业生产。首先，他们无偿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划给田亩，并发放种籽和农具。

特别是在耕牛等牲畜在战乱中大量丧生的情况下，左宗棠投入军饷购买耕牛，确保了农业的基础。其次，招民垦荒，主要在陕西的渭北地区进行。这项工程逐渐规模化，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关键环节。

而甘肃则采取鼓励政策，对承垦荒地的农民实行赋税减免。此外，左宗棠还兴办了屯田，包括军屯和民屯。军屯在军事需求的同时，也利用空闲田地进行农业生产；而民屯则主要在新疆哈密等地进行。 另一方面，左宗棠注重兴修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

由于西北地区普遍存在用水问题，他主张修渠、修坝，并提倡在陕西、甘肃等地开凿水井，以解决用水难题。修建道路也成为促进经济的手段，原本为军事需要修建的道路成为连接社会经济的纽带。城池的修建则为地方提供了安全的居住地，其中包括兰州省城、嘉峪关等要地。

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为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复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受制于物资缺乏、财力有限、人口稀少等客观因素，以及一些主观因素，左宗棠的努力虽然促使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但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他的工作虽然得到了一些成效，但仍然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

陕西、甘肃和新疆的人口损失巨大，流离失所的民众成千上万，这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带来了巨大的阻碍。 光绪四年，当时在兰州的杨昌濬观察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人们逐渐走向田地和市场，这一景象显示了社会的逐渐恢复。

然而，由于物资匮乏、财政困难和人口流失，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恢复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艰辛。左宗棠的努力为西北地区的经济复苏打下了基础，但真正的挑战仍然在于如何应对种种困难，使这片土地迎来真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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