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有多大?看看这几位,临阵斩大将说办就办了】宦官,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宦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早在《左传·襄公二年》中,就有:令司宫巷伯儆宫的记载。我国最早的诗歌选集《诗经》中,也专有《巷伯》一节,按照汉代学者郑康成的注释,‘巷伯”,就是奄官寺人,内小臣也”。因为他们“掌皇后之命,于宫中为近,故谓之巷伯”。可以认为,至晚是在春秋之初,宦官就奔走于帝王宫廷之中了。
西汉之前的宦官,除由一部分受过腐刑的阉官充当之外,个别还引用一些士人。自东汉开始,宦官就完全是由阉人充当了。因此“阉人”之称,也就与宦官、内侍完全等同了。
在东汉以来的近两千年历史上,宦官集团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利用他们亲近皇帝的特殊地位,曾导演过许多政治闹剧。像东汉时代的宦官专权、唐代中期的宦官监军、以及明代的阉党集团挟天子残杀东林党,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件。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曾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廿二史札记》)这些包围于皇帝周围的超级奴才中,曾出现了不少像唐代的高力士、明代的魏忠贤之类的人物,也着实给他们的主子招来许多麻烦。
宦官参与战争并监军弄兵,到底始于何时,史籍记载不一。但早在唐玄宗天宝六年,皇帝就有委派“监门将军”的先例了。(《新唐书》卷135,高仙芝传)在安史之乱中,由于宦官监军,错杀良将。竟成为招致长安失陷、皇帝西逃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农历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已渡过黄河,直扑东都洛阳。由于多年太平,唐玄宗荒淫无度,内地城防年久失修,驻防的兵少,将也寡,面对野蛮残暴的叛军,各地官兵闻风丧胆,不堪一击。皇帝惶惶不安,急忙出内府钱帛,在京城临时招募十万“市井子弟“充军守城。又令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率领六万乌合之众东征讨贼。为了在军中按上自己最可信赖的耳目,皇帝派宦官边令诚监军,随高仙芝同往。
叛军兵临洛阳城下。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急忙率领新近招募的六万老少残军仓促迎敌,结果因这些新兵未经过训练,经不起叛军的攻击,很快四处溃散,死伤惨重,虽然封常清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在叛军的强大攻势下,洛阳失守。封常清收罗残部,退往(今三门峡市西)与东征的高仙芝部会合。
这时的郏州城,城垣残破,人心恐慌。驻城太守早已携带家小,弃城逃往太原。城中粮草紧缺,不可久站。面对乘胜杀来的强大敌人,封常清深有感触地对高仙芝说:“我与贼连战数日,深知贼兵之锐势,我们决不可轻敌。眼下郏州不易固守,潼关又兵力单薄。若贼兵窜入潼关,京师则难保。因此。我们不如弃郏西退,坚守潼关,以逸待劳。一可保住京师门户,二则可伺机进取。”
在当时的形势下,封常清的主张是正确的,当即得到高仙芝的赞同。但边令诚却竭力反对,叫嚣要“寸土必夺”,主张东进迎敌。在这关系京师安危的重要时刻,每拖延一刻都会给潼关带来一份威胁。最后,高仙芝不听边令诚的摆布,毅然与封常清率军西归。结果因拖延了时间,叛军追来,“官军狼狈走,不复部伍,士兵相腾践,死者甚众。"尽管如此,高、封二将还是边战边退,先占潼关,使叛军“不得入而去”,保卫了京师的安全。
在这重要关头,宦官边令诚这个最受皇帝信赖的“监门将军”,反而恨高、封二将对他不敬,窜回京城后,他到皇帝面前无中生有地诬陷高仙芝“盗减军士粮饷”,把封常清根据形势提出的正确策略说成是“煽动军心,动摇士气,”欲置高、封二人于死地。而昏庸的唐玄宗果然听信了这个阉贼的谗言,就这样,在一怒之下,命令边令诚携圣旨到潼关立斩了二将。
杀了高、封二将,由左仆射哥舒翰继守潼关。这时军心浮动,将士们人人自危,根本不愿出关与叛军决战。但皇帝听信谗言,强安令哥舒翰出关进攻。结果正中安禄山之计,叛军截袭官军后路,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夺取潼关。哥舒翰败逃至关西驿后,其部将火拔归仁等一百多名将士料定回京后必然被杀,便劝哥舒翰投降安绿山,免得也落个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哥舒翰虽然口头上说:“宁效仙芝死,”但当他被部将挟持到洛阳后,最后无奈向安绿山屈膝称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中央政府在安史之乱中,之所以败得那样惨,完全就是唐玄宗咎由自取,自毁长城所致,在这个过程中,太监无疑起了极坏的负面作用。甚至可以说,大唐由盛转衰是拜一个太监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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