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让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大吃一惊。多年来，他们一直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准备侵入以色列，杀害和绑架以色列士兵和公民。但他们不相信哈马斯敢实施或成功实施如此史无前例的行动。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门、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及广大以色列民众都认为，以色列南部边境的防御工事坚不可摧，而且力量对比对以色列非常有利，哈马斯绝不会挑战现状。

但哈马斯确实挑战了现状。在发动毁灭性袭击后的几天和几周内，以色列人普遍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一切都变了”。一时间，似乎一切都变了：袭击事件粉碎了以色列人的基本自信，颠覆了他们对国家安全、政治和社会规范的长期信念。随着有关以色列国防军未能阻止袭击、救援边境社区、军事哨所和音乐节手无寸铁的观众又姗姗来迟的细节浮出水面，以色列国防军的领导层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威信。

在10月7日之前的九个月里，以色列上演了一场政治大戏——内塔尼亚胡试图对司法机构进行全面改革，旨在遏制最高法院、总检察长办公室等国家机构的独立性，并利用技术官僚公务员制度将更多权力转移到他的右翼和宗教盟友手中。这场大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几乎销声匿迹，估计是因在哈马斯袭击前为以色列分心而感到悔恨。内塔尼亚胡组建了一个团结战时内阁，成员来自不同且通常激烈反对的政治派别，并在几天内召集了约25万预备役军人向加沙发动反攻。

以色列国防军克服了最初的震惊，然后进行了报复性反击。以色列国防军负责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将加沙大片地区夷为废墟，使近200万加沙人成为境内难民，并杀害了4万多名巴勒斯坦人——根据以色列官方评估，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哈马斯武装分子。以色列国防军有效阻止了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并摧毁了大部分加沙隧道系统；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已经把这个以前组织严密的恐怖组织打散为分散的游击队。

但即使以色列国防军占领了加沙约三分之一的领土，在许多以色列人看来，目前的局势仍像是一场失败。尽管动员了全部力量，并获得了美国政府近乎坚定不移的支持，但以色列国防军（其指挥层仍与10月7日时相同）仍未能取得胜利。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并未投降。根据内塔尼亚胡的公开声明，加沙仍有约100名以色列人质失踪，其中约一半人还活着。

这种灾难性的僵局，加上以色列在全球日益孤立，经济前景日益黯淡，加剧了全国性的绝望和无助感。事实上，自哈马斯袭击后，以色列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令人惊讶。北部和南部边境社区的居民仍然无法返回家园。以色列目前正面临多方面的外部敌人，这非但没有使犹太裔以色列人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反而加剧了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和政治分歧。内塔尼亚胡的表现出乎其敌友的意料，他继续成为以色列政治的中心人物。支持他继续执政的右翼联盟加紧了打击巴勒斯坦建国运动和“取代以色列精英”的行动，后者是摧毁以色列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委婉说法。

9月17日，以色列军队开始对最强大的邻国对手——黎巴嫩民兵真主党发动一系列越来越大胆的反击。哈马斯在南部发动袭击的第二天，真主党在北部开辟了第二战场。以色列刺杀了真主党的长期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并向黎巴嫩南部发动地面进攻。

以色列主流媒体的许多评论都将以色列北部不断扩大的敌对行动视为一个机会：不仅是以色列粉碎真主党的机会，也是以色列向自己证明终于摆脱了可怕创伤和脆弱的一年，证明自己又恢复了聪明、强大、技术先进、举世瞩目的形象的机会。但正如加沙战争并未像以色列人预期的那样改变许多以色列人面临的严峻现实，除非以色列对其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以及国内政治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否则这场新的战争也不会改变什么。

在10月7日袭击发生一周后，如果你告诉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甚至是内塔尼亚胡的粉丝——一年后“比比”仍将是总理，他的权力由同一个右翼联盟支撑——以色列人不太可能相信你的话。纵观以色列历史，在经历最严重的安全灾难后，文官政府最终都会倒台。1973年赎罪日战争和1982年入侵黎巴嫩期间，军队接连失利，愤怒的预备役军人从前线返回，抗议示威，迫使总理果尔达·梅厄和梅纳赫姆·贝京辞职。在这两次事件中，政府都在数月内对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

可以想象内塔尼亚胡的情况会更糟。在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他一直以“安全先生”自居。他声称自己比以色列将军更懂得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在他看来，以色列将军胆小、缺乏想象力，而且过于关注美国的意愿。他最强大的政治对手是那些曾担任过以色列总理或国防部长的前军事指挥官，例如伊扎克·拉宾、埃胡德·巴拉克、阿里埃勒·沙龙、本尼·甘茨以及现任国防部长尤阿夫·加兰特。传统上，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情报部门的高层一直由自由派的阿什肯纳兹人担任，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一直誓言要篡夺这一地位。正是这一机构领导了民众起义，反对内塔尼亚胡在2023年初提出的改革以色列司法制度的提案。

然而，内塔尼亚胡对权力的执着追求，也许是过去一年中以色列历史上对现状的最大突破。迄今为止，内塔尼亚胡拒绝承认对1200名以色列人的死亡、许多人的强奸和受伤、250名人质的绑架、一天之内繁荣的边境社区的全面破坏以及随后以色列北部社区的撤离承担任何责任。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在2023年底确实有所下降；尽管此后他的支持率稳步上升，但仍然落后于前总理纳夫塔利·本内特等反对派人物。以色列主要新闻频道Keshet 12在纳斯鲁拉遇刺后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如果今天在以色列举行选举，内塔尼亚胡的联盟（目前在以色列议会中拥有68个席位）只能赢得46个席位。

内塔尼亚胡热衷于民意调查，他深知以色列民众的愤怒，并采取多方面策略来维持政权。一年来，内塔尼亚胡及其支持者一直坚称，10月7日的责任完全在于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总局（Shin Bet，负责监控巴勒斯坦人的安全部门）以及抗议其司法改革努力的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扬言不履行义务的预备役军人。

内塔尼亚胡对权力的执着与以色列的历史背道而驰。

内塔尼亚胡推卸责任，精心策划以维护自己的政治集团，从而避免了对其与哈马斯共存政策、无视军方和情报机构对以色列即将遭受袭击的反复警告以及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曾经的和平伙伴）的行径进行可能具有毁灭性的调查。内塔尼亚胡担心在投票中落败，并试图推迟正在进行的腐败审判，因此设法避免提前举行选举。他的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延长加沙战争，将其扩大到黎巴嫩，并避免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即使以放弃加沙剩余人质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些人在加沙的剩余隧道中遭受酷刑、饥饿和谋杀。

为了保护自己，内塔尼亚胡将大量权力让给了他的极右翼联盟伙伴，他们公开反对任何会导致以色列从加沙撤军或释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谈判。这也代表了国家态度的180度转变。以色列人一直以愿意尽一切努力营救人质和战俘而自豪，1976年以色列国防军突袭乌干达恩德培，营救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被劫持客机的乘客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次大胆的行动中，内塔尼亚胡的哥哥约尼牺牲了生命。就在五年前，总理飞往莫斯科，亲自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谈判，以释放一名因贩毒而被拘留的年轻以色列妇女。但他没有为10月7日被劫持的人质采取同样的行动。

内塔尼亚胡决心维持权力，但支持率却很低，他的联盟成员深知这一点，于是重新推动优先事项，包括呼吁重建加沙的犹太人定居点，而沙龙在2005年放弃了这一计划。虽然内塔尼亚胡公开反对这一想法，但他很可能成为数十年来从巴勒斯坦领土撤军后第一位扩大以色列领土主张的以色列领导人。最近几周，司法部长莱文从幕后复出，继续推动司法改革；他放弃了立法途径，转而采用官僚手段，阻挠司法任命，并日益无视以色列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亚拉的法律建议。

2024年6月，以色列南部贝里集体农场，一栋房屋在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中被烧毁，阿米尔·科恩/路透社

在10月7日之前的几年里，一些阿拉伯裔以色列领导人通过确保平等权利和更多经济机会，成功推动了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融入社会。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后，政府通过拘留和起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的阿拉伯公民以及阻止阿拉伯反战示威，推翻了这一运动。主流媒体也紧随其后，避免在无休止的评论中加入阿拉伯人的声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内塔尼亚胡的联盟从政治上控制了国家警察部队，并将其变成了以色列极右翼民粹主义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古维尔的个人工具。本-古维尔是种族主义拉比梅尔·卡哈内的门徒。本·古维尔（Ben-Gvir）发动了一场官僚战争，任命亲信担任高层职位，提拔非法逮捕或暴力袭击反政府抗议者的官员，对激进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村庄实施集体迫害视而不见，对以色列阿拉伯社区暴力犯罪激增置若罔闻。本·古维尔（Ben-Gvir）是犹太至上主义的拥护者，在他看来，阿拉伯人越少，犹太人就越有优势。

直到最近，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仍认为这种偏执的立场是不光彩的。但内塔尼亚胡没有公开反对，反而将其视为常态。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内阁中的另一位极右翼官员、财政部部长贝扎勒·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正在领导一场夺取西岸土地、通过财政封锁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运动。斯莫特里奇和本·古维尔（Ben-Gvir）已经明确表明了他们的目标：以色列全面吞并西岸，并正式占领加沙。

以色列目前卷入的多线战争也是一场内部战争——总理发动的旨在改变其规范和态度的战争。内塔尼亚胡虽然与许多右翼盟友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信念，但他也把自己摆到了一个被他们挟持的政治位置；现在，他正在试图挟持以色列公众。

10月7日的袭击尤其使世俗和世界主义的以色列人陷入了困境。在1991年马德里会议和1993年奥斯陆协议之后的30年里，这些以色列人开始将他们的国家视为西方世界的一个骄傲而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则被视为一个可以无限期管理和共存的遗留问题。

内塔尼亚胡在2009年重返政坛后成功推销了一种方法，即在管理冲突的同时发展以色列的经济，避免向战争或和平迈出重大步伐。直到他试图通过司法改革与他们对抗，这一战略才促成了总理与以色列自由派精英之间的默契联盟。即使他们永远不会投票支持他，他们仍然享受着他的战略带来的经济利益，并热衷于称赞以色列是一个“发达的西方国家”和世界上蓬勃发展的“创业国家”。

现在，以色列自由派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西方进步国家对外的排斥，另一方面是以内塔尼亚胡的基层对他们的妖魔化和边缘化。虽然保守派和宗教派以色列犹太人也因谢克尔贬值和通货膨胀加剧而遭受损失，但他们可以从这场战争中找到意义。对于顽固的西岸定居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感到自己反对2005年从加沙撤军的立场得到了证明，并认为有机会提高自己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地位，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在军队战斗部队中的突出地位。

最坚定的和最受打击的自由派人士转向了两种生存策略。一种是移民，至少是暂时的，或者根据祖籍申请外国护照。这种现象早在加沙战争之前就已出现：自内塔尼亚胡发动司法政变以来，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以色列人就开始谈论移民，随着战争和内塔尼亚胡统治的持续，这种想法愈演愈烈。最热门的目的地似乎是希腊、葡萄牙和泰国，以及伦敦和纽约等传统避风港。一些移民设法在以色列保留了自己的工作，以数字游牧者的身份远程工作。

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希望他好运到头。

另一种生存策略是坚持到底，继续抗议内塔尼亚胡及其联盟，同时支持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军事斗争，呼吁释放其余人质。8月底，哈马斯在拉法隧道处决了六名以色列人，人质危机达到了可怕的高潮。内塔尼亚胡没有达成拯救这六个人的协议，而且他也不会完成释放其余人质的谈判，这让数十万以色列人感到痛苦和愤怒，他们走上街头，举行了自10月7日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但到目前为止，街头抗议未能撼动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政府。这些示威活动得到了包括加兰特在内的同样一批人的支持，他们曾领导抗议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的活动。总理已经巧妙地将这些抗议者描绘成一支政治化的力量，他们只是想罢免他，现在又在玩世不恭地利用人质的困境作为借口。

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希望他运气用尽，或者旧有的裂痕奇迹般地引发一场地震。内塔尼亚胡面临的一个压力点是极端东正教青少年免服兵役的棘手问题。几十年来，极端东正教领袖一直以他们的年轻人需要保护免受军营中世俗生活的诱惑为由，为这种豁免辩护。这场战争刚刚暴露了极端正统派以色列人与以色列其他青年之间的残酷差距，前者不必服兵役，而后者现在却被要求为国捐躯。

6月，以色列最高法院一致裁定，极端正统派免服兵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征兵制度必须平等对待这两类年轻人。然而，政府迟迟没有执行这项裁决，军方也不愿意强行征兵。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再次成为焦点，届时以色列立法机构将对明年的预算进行投票。极端东正教政治领导人威胁称，除非政府同时颁布他们梦寐以求的免服兵役令，否则他们将推翻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内塔尼亚胡最近拉拢了一位老对手——以色列前司法部长吉迪恩·萨尔（Gideon Saar)——加入他的联盟。

尽管以色列人抗议内塔尼亚胡，呼吁将人质带回家，尽管他们的政府尚未取得承诺的“全面胜利”，但主流的以色列犹太社会对反战情绪却漠不关心。即使许多以色列人憎恨内塔尼亚胡及其社会保守派，以他们的世界主义和对世俗民主的信仰为荣，但他们绝不会认同他们认为的二战后自由派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和平主义价值观。

他们更愿意遵循1966年意大利西部片《黄金三镖客》中广为流传的格言，这句话在以色列评论界已成为一句谚语，备受推崇：“该开枪时就开枪，别废话。”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以自己身处险恶环境为理由，为这种好战哲学辩护。用东方人的语言来说，巴拉克将此形容为“丛林中的别墅”。

内塔尼亚胡的大多数反对者，包括现役和退役军队的资深成员以及加沙其余人质的亲属，在呼吁停火时所设想的并非和平，而是以色列国防军从加沙部分地区临时撤军，以换取释放女性、老人和 病患人质，然后以国防军重新占领并恢复战争，直到哈马斯被击败，辛瓦尔被杀——然后，大概会回到战前更严酷的现状，包括夺取加沙北部的土地作为所谓的安全警戒线。在黎巴嫩的新攻势甚至没有引起争议；一些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人，像总理一样，鼓励暂时重新占领边境上的山脊，驱逐那里的黎巴嫩居民。内塔尼亚胡可能不受欢迎，但他领导的政策却很受欢迎。

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府对以色列在加沙和西岸的行动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了抵制。加拿大、欧盟、法国、英国和美国对袭击巴勒斯坦人的某些暴力定居者进行了制裁，德国、英国和美国停止向以色列出售特定弹药，如2000磅炸弹。但总体而言，西方在以色列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行动中几乎放任自流，迄今为止没有真正努力重启以巴和平进程，而是屈从于内塔尼亚胡关于时机不成熟的断言。这一政策反映了以色列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由来已久的互动关系： 西方盟国同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追随以色列的领导，只要以色列尊重他们在更广泛的中东地区的关切。

然而，尽管西方政府支持他们的战争努力，但以色列人却感到与世界其他地区越来越疏远。这种疏离感有些是有道理的。大多数外国航空公司已经停止飞往特拉维夫。以色列的信用评级处于历史低位。但有些孤立是自找的：主流希伯来媒体大肆报道西方校园和公共场所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以及反犹太事件，并基本认同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即这些事件体现了最古老、最不理智的犹太仇恨。同样，关于以色列在加沙犯下战争罪或试图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目前正由两个国际法庭审理）在以色列被普遍视为恶意宣传。

9月，以色列政府加快了针对真主党的攻击，增强了以色列人的自信心。10月7日之后，真主党证明了其摧毁以色列城镇、机场和电站的能力，并支持哈马斯，迫使以色列国防军将其地面部队分散到以色列南部和北部。对于自10月7日以来备受打击和士气低落的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国防军的反击让他们想起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

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也凭借强大的空军迅速取得了胜利。内塔尼亚胡宣布以色列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并威胁伊朗（真主党的支持者）发动类似的攻击。以色列教育部下令在公立宗教学校举行庆祝舞蹈表演。世俗、自由的以色列犹太人没有在公共场合旋转，但他们也很高兴，将胜利归功于勇敢的飞行员和聪明的情报人员。

但伊朗发射了数十枚导弹进行反击，特拉维夫轻轨上六人丧生，这种兴奋很快烟消云散。从以色列的军事伤亡来看，黎巴嫩境内的新兴地面行动已经证明比之前的空袭和特种作战代价更高。显然，一场涉及伊朗的更大规模地区战争不会给以色列带来快速而持久的胜利。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正在失败，这种挫败感比任何针对真主党甚至伊朗的成功任务都更难以弥补。他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自10月7日以来，他们的现实确实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战略也需要随之改变。

一年后，该国仍在为屠杀的损失而哀悼，媒体上不断播放着当时的场景。以色列正在失去其经济优势，自由派精英大量流失。政府未能恢复公民之间的团结意识，而是坚持其分裂性的政治。在以色列最漫长、最持久的未决战斗中，其军队，特别是预备役作战部队，已接近精疲力竭。即使国际法庭从未对其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以色列也必须承受其在加沙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在中东和全世界带来的道德和声誉上的影响。

经过一年的战争，以色列民主面临的长期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

以色列不应沉醉于纳斯鲁拉被杀的喜悦，也不应陷入一场针对伊朗的全面毁灭性地区战争，而应利用其目前的战场优势和哈马斯与真主党的衰弱状态。它应该在美国的斡旋下，在南部和北部前线达成停火协议，找回人质，促进饱受战争摧残的加沙的重建，并开始国家康复进程。徒劳地追求“全面胜利”只会拖延战争，造成更多伤亡和经济损失——即使如内塔尼亚胡所希望的那样，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几十年来，加沙和黎巴嫩一直是以色列的泥潭；它不能再重蹈覆辙，而应减少损失，达成交易。一个负责任的以色列政府，在评估了国家的长期战略利益后，应该已经抓住了机会，重启以巴和平进程，并与年迈的马哈茂德·阿巴斯达成两国解决方案，就像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中最终取得军事胜利后，与埃及签署了历史性的和平条约。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通往巴勒斯坦国的可靠道路，是巩固以色列长期安全和区域认可的唯一基础，也是保证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唯一基础。

以色列的悲剧在于，其现任政府正在带领国家走向相反的方向。内塔尼亚胡一生的使命就是击败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避免在领土或外交上与其妥协。他的联盟宣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从河流到海洋的犹太国家，必要时可以有限地扩大，但最好不要给予非犹太人政治权利，即使他们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犹太复国主义反对党呼吁罢免内塔尼亚胡，但却不敢高举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旗帜，他们担心在战争时期显得不爱国，或者被右翼分子污蔑为叛徒，这只会加剧灾难。

以色列人没有去深究10月7日的深层含义——没有意识到战前现状的不可持续性，没有承认在经济增长浪潮中“管理”巴勒斯坦问题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 并意识到假装巴勒斯坦人不存在是多么危险，以色列人正在被迫接受西岸更深层次的制度化的种族隔离、加沙和黎巴嫩南部的永久占领以及国内日益增长的专制和神权政治。可悲的是，经过一年的战争，以色列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所面临的长期威胁变得更加严峻。

作者简介：阿鲁夫·本 (ALUF BENN) 是《国土报》 ( Haaretz)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