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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江西副省长离奇失踪,中央下令严查:不料竟查出一大巨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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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是1999年8月5号。
昆明,天气闷热,世博园里人头攒动。
江西馆刚刚开馆,副省长胡长清穿着西装,在台上剪彩,镜头里他笑得很稳当。
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一次以官员身份公开露面。
第二天下午,江西代表团找不到他了。
电话打不通,人也不在住所。
那时候还没有微信,手机信号也不太稳,但一位副省长在这么重要的场合突然“蒸发”,显然不正常。
几小时后,他终于回了个电话,说人在昆明机场,要转机回南昌。
理由很简单,有点私事要处理。
听起来没毛病,秘书长也就没多问什么。
可是,事情很快变得不对劲。
北京方面来电,说联系不上胡长清,几位部委领导等着和他对接调任的事。
他是要去北京工作的,调令已经在走流程。
可人呢?
再查定位,惊了。
胡长清不在南昌,也不在昆明。
他在广州。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调查组连夜出发,赶到广州中国大酒店。1430号房门打开时,胡长清正躺在床上,睡得很香。
他没被绑架,也没出什么意外。
只是,他不该出现在这儿。
行李箱里有些奇怪的东西:一张假身份证,两部新手机,两万块现金,还有一盒已经开封的“强身药”。
这不是普通官员出差会带的东西。
也不是第一次有人用这种方式掩盖行踪。
问题是,他是副省长,是要调去北京的高官。
这种级别的干部,行踪、通讯、住宿都有备案。
可他用了假名,换了手机,瞒着所有人,带着这些东西——不能说是“不小心”。
更不能说是“偶然”。
酒店里还有一个人。
年轻,长得挺好,叫江美玲。
是赣江宾馆的服务员,那年才18岁。
胡长清刚到江西任职时就认识她了。
平时花的钱不少,据说每月零花就给她十万。
那会儿,一个普通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也不到这个数。
钱从哪来的?
后来查出来,胡长清受贿金额超过500万。
那些年,他在多个项目上批条子、打招呼,收了不少好处。
有些人送钱送得明明白白,有些人是打着“感谢支持”的旗号。
他也不遮掩。
被捕后还说:“我这点事,说一下就算了。
等我出去,每人写幅字。”
说话的语气,像是还在办公室里布置工作。
可这不是办公室了。
案件公开后,江西震动,全国震动。
大家都知道他快升了。
也有人觉得,他是“被整”的。
可真相一点点被翻出来,没人再说话。
他在南昌的家被查。
妻子让司机去银行取钱,一次就是50万。
儿子在美国,后来去了南非。
女儿也早就安排去了纽约。
不是临时起意。
他早准备好了退路。
只是,他没料到,暴露的那一刻,竟然是因为一个电话。
法院审判用了不到一年。2000年3月,南昌中院判处他死刑。
上诉被驳回。
原本安排的是注射,但那会儿江西的条件还不够,最后改成了枪决。
行刑那天,他说:“我也算知足了,我是被处决的最高级别的干部。”
这句话后来出现在不少新闻稿里。
像是一种讽刺,也像是一种...放下。
说起来,胡长清的成长经历其实挺不容易。
他出生在湖南农村,家里穷得连学都上不起。
后来参军,在部队留下来,再一层层提拔。
写得一手好字,文艺气息也有,一直给人“清廉”“有才”的印象。
可走到最后这一步,靠的不是才华,不是努力,是金钱、关系,还有不该有的私心。
那几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
很多官员手里握着实权,资源多,监管少。
腐败的问题开始从基层蔓延到中高层。
胡长清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但他是那个时候倒下的级别最高的人。
他倒下后,江西省内清查了多个项目。
不少人被牵连。
北京方面也加快了纪检系统的改革。
有的做法沿用了下来,比如干部财产申报、行踪备案制度。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胡副省长”。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纪委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工作实录(1978—2008)》,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年鉴(2000)》,法律出版社,2001年
《南方周末》编辑部,《高墙内的权力:落马高官的忏悔与反思》,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
张思之主编,《中国法治的脚步:重大案件纪实》,法律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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