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华北大是我国两所最好的学校，但其实在民国时期，清华北大就已经是很好的学校了。当时在清华北大就任的教授都是赫赫有名的文人，比如说王国维、赵元任、蔡元培、傅斯年、胡适等等。这些教授们都是很有个性的，就拿辜鸿铭来说，他在北京大学上课的时候，会先跟学生约法三章。分别是上完课辜鸿铭要先出门，在上课期间必须站起来才能说话，最后一个就是要背的书必须背，背不下来就站着上课。其实这点在现在看来都没什么，不过当时这样要求的实在不多。

再来看章太炎，这位的性格应该是最为奇怪也最狂的。他上课的时候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而当时北京各大学的主任教授都会在他身边侍奉着，就连翻译都是刘半农做翻译。他上课的时候必须要说的一句话是，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他狂是有狂的资本，而他的学生钱玄同奇怪的地方在从来不批改试卷，扣钱也不批。

陈寅恪在这些教授之中其实不算是奇奇怪怪的了，他上课也有自己的讲究。陈寅恪有个著名的四不讲，前人、近人讲过的他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他不讲，他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为此，他的课上学生非常的多，就连朱自清这样的有名教授都来听他的课。1932年的时候，清华大学刚要准备新生入学考试，当时的国文系的主任名叫刘文典。 他就请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来出题，陈寅恪在当时定下了第二天要去戴河的路程。于是当晚匆匆把考题作文布置了出来，而另一个题目则是对对子。他只给出了孙行者三个字的上联，下联留给学生去对。没想到的是，有一半的人直接交了白卷。只有一个叫周祖谟的学生满分，他的答案是胡适之。

胡对孙刚好是猢狲，还有另一个人对的是祖冲之，这个也符合要求，祖孙相对。而考卷之中回答唐三藏、猪八戒的都没有及格。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所以就有人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出这样一个怪题来考学生。陈寅恪对此只给出了四个理由，第一这是为了测试学生能否分得清虚字和实字，第二是区分平仄声。

第三就是看看学生读过多少书，最后一条就是看学生思想是否条理。陈寅恪这一番话出来，就不再有人反对了。陈寅恪是清华的四大导师之一，但其实他在当时并不出名，另外三位可谓是鼎鼎有名。一个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胡适、鲁迅包括陈寅恪都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第二位跟戊戌变法有关的梁启超，上海的强学会、时务报都是这位带头的。第三个就是赵元任了，这位也是一个牛人，哈佛毕业，精通33种方言。南京中央大学一职他都断然拒绝了，还创立了同音文。跟他们相比，陈寅恪是最晚到校的，他在这些人之中既没有显赫的声望，也，也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重要的是他就连著作、文凭都没有，所以梁启超举荐的时候还被当时的校长拒绝了。 不过陈寅恪并没有让其它人看清，他36岁接到了国学院的聘书。其博学更是让学生叹为观止，在当时的文化圈有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出来的学者，还有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可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会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是一件很传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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