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三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武将,关羽的一生可谓是波澜壮阔,极具传奇色彩。关于他的故事可谓不计其数,甚至连三国顶流诸葛亮都要逊色三分。 像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擒于禁斩庞德、千里走单骑、义释华容道、挂印封金、刮骨疗毒、单刀赴会等等,虽然在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不可避免地被神化了,但也难掩其赫赫战功。当然真正让关羽名声大噪、威震天下的还是樊城一战。

那一战中,他巧用天时,决开河堤,水淹七军,以多胜少,重创了曹操南征的大军,将襄阳城一举收入囊中,将曹仁围困在樊城之中。他本该势如破竹,一举攻下樊城,进而取得荆襄九郡,厄住曹操南下之势,然后便可联吴抗魏,北收失地,兴复汉室,完成诸葛亮的隆中之策和刘备的帝业。 但偏偏,他失败了,非但没有攻下樊城,反而失了荆州,最后败走麦城,被东吴大都督吕蒙杀害。在樊城久攻不下之时,关羽为何不见好就收、暂时退守荆州养兵休息,等整顿兵马之后再做打算,反而领着残兵败将,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呢?

关羽自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奉命驻守荆州四郡以来,就一直蠢蠢欲动,企图一举拿下荆襄九郡。本来诸葛亮的意思是叫他坚守荆州,不必交战,因为荆州厄中原要害,是魏蜀吴三家必争之地,更是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关键所在,而关羽又生性高傲轻敌,一旦有闪失,蜀汉几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将毁于一旦。 诸葛亮告诫关羽要“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但关羽听到张飞赵云他们在蜀中攻城拔寨建功立业,当然不能坐而论道无所事事,因此便将丞相的叮嘱抛在脑后,自作主张出兵伐曹。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关羽命糜芳镇守江陵,傅士仁镇守公安,自己亲率三万大军北攻襄樊,曹仁不敌,退守樊城,被关羽领军包围。

曹操命于禁、庞德来解樊城之围,庞德欲引兵突袭,于禁恐庞德抢功劳,坚持不肯出兵,移七军于樊城之北十里安营扎寨。时秋雨连绵,川口险隘,关羽利用巧用天时,借助汉江暴涨之势,决河堤,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斩杀庞德,一夜之间大败三万曹军,威震天下,东吴臣民无不闻风丧胆,甚至吓得曹丞相要迁都。 但好景不长,虽然关羽打败了救援的曹军,却依然攻不下樊城,看似屡战屡胜,实则一筹莫展。如果此时他选择退兵的话,事情也许就不会那么糟糕了,但偏偏,关羽是个十足的偏执狂,他不想就这样草草收场,给人看笑话。就这样僵持了三个月,结果酿成大祸,致使荆州尽失,讨曹无望,自己也因此命丧于麦城。

其实关羽在樊城久攻不下,孤军身陷敌方援军囹圄时也曾想过退兵,但一直犹豫不决,直到东吴派吕蒙偷袭荆州的消息传来,他才想着撤军回援,但已经太晚了。 关羽在樊城一战中之所以会败,其中有诸多不可控因素,但也不乏有自己决策上的失误,一言以蔽之,是自己狂妄自大的性格害了自己。

第一点:看不起对手 关羽一生功勋卓著,未尝一败,自吕布一死,他见谁都是酒囊饭袋、匹夫竖子、插标卖首之徒。曾经他过五关斩六将,单刀直入;现在他又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一路下来势不可挡,更加让他心高气傲不可一世,认为攻破樊城指日可待,因此断然不肯轻易退兵。 第二点:靠不住队友 孙权曾托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向关羽的女儿提亲,一则借机索要荆州,二则维系孙刘联盟。但关羽非但不答应,反而说:“虎女焉能嫁犬子”。堂堂江东之主被人指着鼻子骂狗,这气谁受的了?自鲁肃逝世以后,吕蒙继任东吴大都督,孙刘两家的关系就岌岌可危,加上关羽一直霸占荆州。

更可恶的是在樊城之战中擅自取用了东吴在湘地的粮草,孙权自然怀恨于心,因此当曹操利诱东吴夹击关羽时,孙权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一方面派吕蒙偷袭荆州,一方面招降糜芳、傅士仁二将。糜芳和傅士仁在行军前因为喝酒犯了军规被关羽杖责四十,两人对关羽怀恨在心,因此便献城投降,东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荆州二郡。 等关羽率军赶来时,白衣渡江的吕蒙已经占领了荆州。无奈关羽只好退守麦城,结果又遇曹将徐晃截杀,关羽一边领着几个残兵逃走一边派人向刘封求援,但刘封曾因为立太子一事与关羽有隙,因此对关羽的求援不予理睬。关羽就这样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自认为无后顾之忧,结果却栽在“自家人”的手上,说到底还是他刚愎自用的结果。

第三点:襄樊至关重要,不能落入敌手 自出兵一来他虽然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擒于禁斩庞德困曹仁,水淹七军,名震华夏,但他始终没得得到至关重要的襄樊四郡,也没能达到出兵的最终目的。 他知道,只要攻下襄樊,就能一举中原,兵临许昌,救苍生于水火,扶汉室于将倾;就能完成丞相的计划,实现主公的大业……他想建功立业,他想封侯拜相,他更想率军攻下樊城,立抵中原,为他的主公、他的大哥刘备实现毕生的梦想——兴复汉室! 看着被自己重重包围的樊城,城中只有寥寥数千人抱守残垣,眼看唾手可得,他怎么能放弃所以他坚持要攻下樊城,哪怕战死沙场,身后的蜀军也定会取得胜利。因此,即使在兵马疲劳、粮草不接的情况下,关羽还是坚持要攻下襄阳和樊城。

总结:自建安十九年一来,关羽镇守荆州前后已近十年,在这期间他未曾出现任何的差错,但在樊城一战中他那刚愎自用、骄傲自大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不论是对荆州内务还是对东吴关系都集中体现了他政治上的缺乏远见、外交上不善应对等武夫式的通病,最终葬送了荆州与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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