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秋，天京事变爆发后，太平天国由盛而衰。洪秀全为了挽救天国只能重建领导核心，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成为当时的中流砥柱，其中又以陈玉成为最。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当之无愧的擎天柱。作为青年将领的楷模，陈玉成十四岁便参与金田起义，一路追随诸王南征北战，所向无敌，克武昌，下江宁，定镇江，二破江南、江北大营；独立率领军队之后，击败胜保、德兴阿、和春等满清大将，三河大捷中击毙湘军悍将罗泽南之高徒李续宾，战功赫赫，威震一方。陈玉成1862年6月被捕后，曾说：“天国去我一人，也就失去了半壁江山。”由此可见，英王陈玉成确实不是一般之人。

1860年，湘军大部队源源不断向安庆进发，在城池岌岌可危之时，太平天国统帅部决定西征武汉，以解安庆之围。当时拟定的作战方针是，陈玉成从长江北岸进军湖北东部，李秀成从杭州出发进入江西，然后从江西进入湖北西南部，最后两路大军会师武汉城下，然后再攻城。这一作战方案在当时是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也是解救安庆的最佳策略，但是李秀成此时锐意经营江浙一带，对西征不感兴趣，所以迟迟不带精锐部队出征。陈玉成在集贤关作战失利后，李秀成直接率大军返回杭州，会师武汉的作战计划落空，安庆危在旦夕。1861年底，安庆陷落，天京西门户顿时洞开，西部已无战略屏障，首都无险可守。

陈玉成因为救援安庆不利，天王洪秀全一怒之下直接撤销陈玉成英王的爵位，而对他手下的一些大将则是大加封赏，加官进爵，这使得陈玉成颇为寒心。此时的局势对陈玉成非常不利，曾国藩为了稳妥起见，在出兵天京之前一定要先把安徽北部的太平天国势力清除干净，以免皖北太平军坐大之后直接挥师北伐，到时将会是功亏一篑。清除皖北太平军的计划一出，陈玉成顿时就感到了危险，因为曾国藩此次的战略目标很明显，就是要将自己消灭干净。而安庆的失陷，不但使自己退往天京的路途中断，更加致命的是洪秀全此时已经不信任自己，也没有打算让李秀成出兵西征拯救自己。

陈玉成退守庐州（合肥）孤城后，太平天国在皖南的基地已经全部丧失，湖北东部的根据地也相继沦陷，陈玉成已成瓮中之鳖。当时陈玉成想过一条出路，就是让扶王陈得才前往陕西、甘肃一带招兵，遵王赖文光则往河南一带发展势力，两员大将外出招兵后，陈玉成成为了光杆司令，困守庐州。而清军胜保部队则趁机强攻庐州城，虽然屡次进攻都被陈玉成击退，但是太平军的物资补给和兵员补充却遇到巨大的困难；陈得才、赖文光外出招兵又没有音信，庐州城危在旦夕，随时有被攻克的可能。陈玉成此时又想出一条妙计，就是自己亲率领主力部队前往陕西、河南与陈得才、赖文光汇合，然后发展势力，伺机北伐中原，直取北京。要么就是从陕西下四川，夺取天府之国，然后创建新的根据地，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北方当时没有重兵驻防，主力部队均在南方一带作战；石达开此时也正好进军四川，不出意外，两支分离多年的部队将会再次汇合，到时天下的形势势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正当陈玉成准备实施该计划之时，驻守在安徽寿州的奏王苗沛霖给陈玉成送来一条妙计。苗沛霖就带来一句话，“英王跟我去寿州，本人部队众多，我们可以东山再起。”陈玉成本来不相信出身于土匪，性情反复无常，立场摇摆不定，后来被天国封为奏王的苗沛霖；自己的部下也反复告知此人反复无常，俨然墙头草，不可轻信，但陈玉成在处境异常艰难的情况下，还是选择相信苗沛霖一次。陈玉成率领四千部队从庐州突围后，直奔寿州，正当自己率领几十号亲信进入寿州城准备商议发展计划之时，苗沛霖下令城门紧闭，立刻捉拿陈玉成。陈玉成中计被捕后，苗沛霖直接将其送往胜保军营，由于陈玉成忠于天国，拒绝向清军投降，胜保又害怕捻军会半路出来截杀抢救，所以在押往北京途中的河南延津县将其凌迟处死。

陈玉成的命运告知我们：墙头草，随风倒之类的小人不可轻信，自己拼杀一生而取得的成绩，往往因为轻信小人一言而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