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全国各省涌现出了很多的“科举世家”，能称得上科举世家的是有一些基本门槛的。比方说，父子兄弟数人考中进士算不算？一门数代没有出过进士，但有很多举人、贡生算不算？等等。
关于科举世家清代以及后世普遍有个认定标准，其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一、世代聚族而居，凭借家族组织支持族人应试。
科举家族与其他家族一样，往往同一祖先的子孙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同一祖先的后代聚族而居，就可以发挥家族组织的经济力量，帮助族人读书应考。
从清代的进士群体来看，大部分都不是以单独家庭为单位的，他们的后面都有一整个家族作为支撑而走上科举应试之路的。
科举时代，培养一个进士难度极高，需要几代人为此付出努力。就拿曾国藩来说，他就是依靠祖上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得以应试。普通的穷苦人家，维持生计已是万难，根本没有精力和实力供子孙应举。
科举家族会通过设立族田对家族成员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另外科举家族还设有族学，由家族出资聘请教师对本家族成员免费提供教育。
对于那些有志于应试的族人，由家族给予必要的帮助。同时，家族成员一旦考中举人、进士成为官僚之后，又要反哺家族，或出钱购买田地、或直接以现银的方式为家族成员提供经济支持。
二、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而且世代应举。
一个家族如果只有一代人或二代人参加科举，哪怕是出了几个翰林或进士，也不谈不上科举世家，必须是世世代代持续应试。
考举人、进士概率极低，按照清代的乡试录取标准，大省每一科乡试才一百多人，如直隶135人、江南114人、浙江94人；中省如广东72人、河南71人、山东69人；小省如云南54人、广西45人、贵州36人。
举人的名额就摆在这里，对于一个省来说，一个家族是渺小的，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子孙就一定能获得功名。所以为了提高成功率，唯一的办法就是世世代代应举。
清代这样的家族很多，比如安徽桐城的张氏家族，他们家巅峰的时候一代人就能出4至5个进士，但是五代以后绝大部分都是举人和贡生。
所以衡量一个家族是否为科举世家，不在于进士、举人数量有多少，关键是每代人都要读书应举。
三、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的功名
前面提出的两条是成为科举世家的基础条件，讲的是家族的经济实力和科举的持续性。但问题是，如果一个家族拼尽了全力，却没有取得理想的功名，那么也不能称之为科举世家。
为什么一定要取得举人和五贡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清代任用官员，首重“科甲出身”的士人，文进士、文举人均为科甲出身，有了出身才能入仕当官。
科举的最低功名为生员，即俗称的秀才。但是朝廷有制度，生员不列科甲出身，不具备入仕为官的前提条件。
五贡即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这五类贡生均为“正途出身”，虽然功名的含金量不及举人，但是朝廷规定他们也能直接入仕，而有别于其他杂流。
五贡入仕的起点比较低，大部分都是担任府州县的教官，或者是州县佐贰杂职，最理想的就是混个七品知县。虽然五贡的起点不高，可他们在生迁的过程中不会受到限制，与进士、举人一样，都能升到更高级别的岗位。
家族中只要有人取得五贡功名，在封建社会中便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即由功名获取权力，以由权力赚取金钱，再由金钱取得功名。
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与家族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使有些人满足于获取五贡功名，以至于不再出继续参加乡试。
简而言之，科举功名是做官的敲门砖，得到五贡以上功名，就相当于拿到了这块砖。这也是人们把五贡和生员严格区分的一个关键因素，生员就是因为拿不到这块砖，无法进入仕途，才被排除在科举世家的门外。
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大的家族都无法抵挡科举的诱惑。明代立国276年，举行乡会试计89科，平均三年不足一科。清代统治者正是看到了广大的汉人热心追逐功名，故而以增加开科次数来拉拢读书人。
从大清入关开始算起，立国268年，至光绪二十九年最后一科为止，实际举行乡会试112科，共录取进士26391人，举人以乾隆初年每科1290人算起，总数为144480人。
而生员数量更是恐怖，据不完全统计，同时期存在的生员有上百万人，而这么多的进士、举人以及五贡，分布与全国各省，形成为数众多的科举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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