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凉

编辑｜Leah

01

嫁到台北的第四年，我决定去讲脱口秀。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怒之下。

别误会，我不是要致敬麦瑟尔夫人，我的老公Adon是个草食男——他弹吉他，接受“普信男”调侃，甚至能单独带孩子，在东亚丈夫中算得上温顺。我的怒气来自另一个台湾男人：一个年轻的单口喜剧演员（姑且称他为B男）。

当时B男戴着渔夫帽，穿着丹宁外套，在舞台上一脸享受地握着话筒，像要做俏皮话的皇帝。说实话，在被激怒之前，我觉得他的脸挺帅气的，特别是在一群讲单口的男人里，会让女生多看两眼。他的台风也很稳健，一路插科打诨托住当晚13位演员，无论后者试的段子有多糟糕。这些厌女烂梗并不至于激怒我，开放麦本来也是个试段子的场合，不保证有精彩的表演。我也知道台湾在性别平等上的探索称得上亚洲之光，但毕竟也是被儒家腌入味的地方，一边支持多元成家，一边兜售整容丰胸。作为一个嫁给顺直男的陆配，我来到台湾之后甚至不好意思谈“女权”，因这儿谈女权足够政治正确，多的是往自个儿脸上贴金的女性主义表演艺术家。

起初坐在后排的我还觉得有趣，但过了半场后，B男仍不依不饶地追着那名大陆女生问：“你比你男朋友大5岁？你是恋童癖？换个台湾男朋友怎么样？”我看不到那个女生的表情，她单薄的后背挺得笔直。表演结束后我上前问她是否觉得被冒犯，她爽朗笑道说“脱口秀嘛”，似乎对这种敌意不以为意。但在主持人起哄的当下，作为围观者的我已经怒从心头起：合着我买票进来是听你们羞辱人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线下看开放麦，也是第一次进入台湾单口喜剧的田野。2023年，这家“二三”俱乐部的创办人之一曾博恩以喜剧演员的身份，成为登上小巨蛋的第一人，也勾起了我对台湾单口喜剧的好奇心。就网络上公开的片段来看，曾博恩2017年一战成名的“大奶微微”（台湾饮料店点饮料对“大杯奶茶微糖微冰”的简称）段子并不能把我逗笑，他的搞笑风格在我看来像是中学时代内心自卑却偏装自信的男生，喜欢引起别人注意却只会怪叫，如果有人循声望去，他就单方面宣布自己胜利了。

在进入台湾单口喜剧的田野后，我逐渐发现“萨泰尔/曾博恩”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品牌，它意味着有流量、有钱赚，因此在曾博恩等人创办的“二三”俱乐部，有不少演员和观众将他视为偶像，但其表演技巧和价值观念也备受质疑。

对于美式幽默，我并不陌生。十多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给一个住在苏州的美国白男教中文，他就常看囧司徒的政治讽刺节目《每日秀》。这类脱口秀后来也被中国人借鉴，有了《壹周·立波秀》和《恶毒梁欢秀》等昙花一现的节目。后来我出国留学，黄子华的栋笃笑和美国《周六夜现场》成了我的饭搭子。在我作为观众的经验里，表演者的幽默应当针对权力的上位者，代表普通百姓针砭时弊，例如嘲讽当权者的腐败、资本家的贪婪或者中产阶级的虚伪，最不济也是自嘲，而不是“抽刃向更弱者”。博恩的走红令我疑惑：难道这年头幽默的含义已经变了？或是在台湾的语境下，我这个“大陆人民”才是比权贵更值得冒犯的上位者？

我决定亲自去讲脱口秀看看。

02

起初我打算去台北最老牌的卡米地报名开放麦。这家喜剧俱乐部成立于2007年，创办人张硕修是个理工男，在上世纪90年代曾做过剧团团长，成立卡米地后系统地推广现场喜剧，培养了大批年轻的台湾喜剧人，博恩就是他的学生之一。但我低估了卡米地开放麦报名的火爆程度，甚至也低估了二三俱乐部。台北开放麦的报名方式通常是在俱乐部脸书主页的报名帖下留言，每场表演名额在12人左右，而我在7月连着被“秒杀”两周，眼看卡米地的报名文才出现1分钟，底下的报名者数量早就超出了名额。

后来有热心的台湾演员告诉我，那会儿博恩的二三俱乐部正在甄选新人，在包括卡米地在内的几家指定俱乐部表演，可以有机会获得星探的青睐，跻身“二三严选”阵容，未来获得更多表演机会。这也解释了我在此前的田野中看到表演者在不同的场所反复试同一个段子。

不过我还是找到了可以表演的场所：距离卡米地和二三俱乐部不到2公里的“飞客”。这家喜剧俱乐部在今年6月才正式开张，自称是新人练靶场，欢迎新手去练习，报名名额也有余裕，终于让我准备的段子有了用武之地。

我在脸书上发布了自己要去讲脱口秀的消息，还特意做了一张海报，开玩笑说“目测现场高危，欢迎爱心人士护驾”。两天后的晚上，我走进飞客，同行的有Adon，还有一起念博士班的三名女同学，其中一名台湾女生做过亚裔喜剧演员黄阿丽的研究，但她们都没有看过台湾演员的脱口秀，出现在男性扎堆的喜剧俱乐部时引发了小小的骚动，像是几尾肥嫩的河鱼误入了鲨鱼群。

我的四名同伴几乎就是这场开放麦仅有的观众了。当晚的表演者不包含主持人一共有17人，分上下两场，我排在上半场第七。当晚的主持人Seven来自新竹，是个60多岁的“荣民”（外省籍退伍军人）。他在新竹拥有一家喜剧俱乐部，同时也是资深的表演艺术专业老师。Seven颇为得意地说，他的客人很舍得花钱，不仅买票看表演，也会扫二维码点餐，开张不到一年，俱乐部的经营已上轨道。不过一到上台，他就谦虚起来，说自家俱乐部没人去，生意要黄了，来这儿是为了挖演员。见观众席稀稀拉拉，他立刻“下令”叫我的女伴们从后排迁到第一排，并表示这样才能更好地互动，女伴们也默默配合了。

我坐在她们身后，听Seven夹杂着黄段子的调侃，有点担心她们被吓到夺门而出。所以我一上场就先“打拳”，说她们都是第一次来看脱口秀，不知道这里会有许多“恶臭直男”。场上的男人们哈哈大笑起来，似乎不介意这种程度的冒犯。

站在台上讲段子的时候我有了一种迟来的顿悟：虽然我上台的动力是对某些偏见的不满，但台下的观众未必在乎这些偏见，因为他们是来找乐子的，不是来听批评的。我甚至怀疑，“酸民”根本就是很多网友的嘴替，前者把歧视、仇恨还有阴暗的内心统统发泄出来，后者沉默着或是隔靴搔痒地批评两句，仿佛仍是赛博社会的体面人。

我的第一场开放麦表演谈不上“炸”，我写段子时内心所期待的“站着把台湾人批判了”并未发生，因为观众似乎还没回过神来，而我离“栋笃笑之神”黄子华所强调的“好好放低”还很远。例如，我开玩笑说作为一个苏州人，觉得台湾腔比北京话更顺耳，台下发出笑声，好像以为我在称赞台湾。

讲完第一场开放秀后我意犹未尽，觉得可以继续讲下去。8月初回大陆的时候，我甚至打算在旅游路上顺便讲个开放麦，比较下两岸不同，但问了两家，都需要先交逐字稿，上台机会也不是随到随有，后来就作罢了。8月底回到台北的时候，卡米地、二三依然报不上名，飞客的场子虽冷清但上台机会多，我就继续去飞客讲，一两周去一次，渐渐也认识了些演员：虽然俱乐部有好几家，但活跃于开放麦的演员主要就那些人，而更有资历的演员也可能来主持客串。也常见到一些演员赶场子，这边上半场抢头棒演完就闪，那边下半场急匆匆上场。

在“试笑话”这件事上，我发现自己还是有点老派了，因为我每次上场都试图给到一段完整的表演，而有些演员并没把观众放在眼里。例如有个留山羊胡的男生，上场前总会设置好录影机，然后拿着本子上场，像丢球似的挨个试段子，台下没笑声就是“没响”，有反应就拿笔圈起来，好像把观众当成某种算法，而不是具体的人，而且录完就走，显示极其在乎自己的时间，对于其他人的表演似乎也毫不关心——这倒也符合他“香港出身、精英律师”的人设。

还有更扯的情况，例如有个戴黑框眼镜的台大男，冲上台后说自己什么都没准备，只是刚好抢到了报名的名额，然后在台上冷场了5分钟。还有未成年的男高中生——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应不应该出现在深夜的俱乐部——每次开放麦都在讲性幻想和性犯罪企图，讲到自己都尴尬住了，工作人员放音乐提醒他下台，但他愣是抓着麦克风，讲不出段子也不肯下台。

03

在飞客练习了三四次后，我对挑战卡米地变得更有信心，一来我自认为更懂台湾人在想什么了，二来飞客的表演者参差不齐，我的水平至少不丢人。虽然我质疑“抢头香”式的报名方式，但为了报上卡米地，也得提前上好闹钟，一到点就抓着手机疯狂刷新报名文。这样抢了几周，终于挤进了10月8日的一场——我也是当天唯一的一个女性表演者。

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卡米地的新一期表演者名单里，曾在飞客主持过的一个前辈特意到帖文留言区恭喜我。我心里嘀咕：这还没开演呢，是不是恭喜得有点早？后来我才琢磨过来，这或许是他表达善意的方式，让别的演员知道有人“罩着我”。因为预判卡米地的观众会比飞客多，我又有点期待“炸场”了，但也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既要技术到位，也要气氛到位。新手村“飞客”能容纳我讲政治段子，称得上是罕见的“亲中”，而卡米地和二三是独派扎堆的俱乐部，我的段子会收获何反应，还难以预测。

和第一次去“飞客”一样，这次我依然广而告之，在社交媒体上邀请“好心人护驾”。当天我下了班，和Adon约在卡米地附近捷运站的快餐店，匆匆打发完晚餐后，一起牵着手往俱乐部去。Adon说：“虽然都是你上台，但每次我都很紧张。”这一方面是因为担心我去男人扎堆的俱乐部有危险，另一方面则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我的创作，常听我念稿然后给一些修改意见。对于不好笑或者不合适的部分，他总是直截了当指出来，有时候让我很扫兴，但又不得不承认他的指正是犀利的。

卡米地一周开两次Open Mic，分别在周二和周五。周二场同时段大厅有招牌节目“百灵果周二夜”，需要买票入场，主持人凯莉和肯所经营的播客“百灵果”是台湾喜剧圈的顶流，“周二夜”是他们固定的粉丝见面会，会跟台下聊聊家常，帮别的艺人做做宣传。我第一次来卡米地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原本考虑买其他喜剧节目，但发现“周二夜”人气惊人，门票接近售罄，且凯莉也是个有代表性的台湾喜剧演员，就改买了“周二夜”，并惊喜发现当晚的神秘嘉宾是陶晶莹，她给自己的首场脱口秀「疯桃秀」做宣传，令我感慨这些前辈艺人与时俱进的柔软身段。

不过我并非“百灵果”的粉丝，也不太欣赏凯莉致敬黄阿丽的表演风格，同时段小厅里的Open Mic对我更有吸引力。10月8日这场的主持人大可爱是个敦实而机敏的胖子，据称已经是瘦了50公斤的状态，他把减肥的血泪史写成了专场的段子，在台湾喜剧圈“胖子”的赛道，他已称得上翘楚。我在飞客常遇到一个叫赖安的胖子，会模仿米老鼠声音搞笑，Seven曾点评说他有望成为大可爱的接班人。不过我看赖安身上有种江湖气，像是混宫庙或者做黑道的，且爱讲腥膻色，甚至曾在Open Mic上振臂高呼“我去嫖妓了”，和大可爱卖乖的气质相去甚远。

我有种恶作剧般的“拆台”心态，就是想告诉那些对两岸缺乏了解的人：不要再拿“小确幸”滤镜看台湾，也不要因为“同温层”效应给陌生人贴标签，人和人的相互了解建立在具体的日常沟通之上，而非先入为主的diss。但我也渐渐理解了为何人们宁可相信谎言，因为真相有时是难堪的，欺骗则带来利益，在那些看似宏大到可以吞噬无数人具体生活的命题前，普通人需要大小谎言，维持自己当下生活状态的正当性。就像Sam刚认识我的时候表示，他对两岸的未来没有概念，只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要改变，但我听他讲段子，觉得他对生活也并非百分百满意，像是作为剪辑师的工资不高、租房遇到恶房东等等。

这场演出观众意外地不多，连大可爱也有点尴尬地表示“可能让大家失望了”，只有两三个女性观众沉默着坐在观众席角落，剩下的人除了我全是男性。在表演开始前有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着喜剧理论和桥段的设计，我和Sam吐槽说你们这些男人总扎堆，好像对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没兴趣，而Sam否认说他们并不是对我没兴趣，“你可以加入我们啊”。他的这种反应让我有点尴尬，好像我前面说的话是女性寻求关注的撒娇方式，而不是在批评他们膨胀的权力——假如性别调转，女性主导者可能更愿意去照顾到“边缘人”，而不是只顾自己人热闹。

在观众席后方的音控区是个干瘦的中年男人，我一眼觉得像张硕修——卡米地的老板，但又觉得他的头顶好像比照片上稀薄一些，显得有点苍老。在张硕修2021年出版的《喜剧攻略》中，他的好朋友、前台北市议员呱吉（邱威傑）在序言中透露，张硕修创立喜剧俱乐部的动机，是因为在陈水扁下台、政党轮替的2007年，“因为种种大人的原因遍体鳞伤”。在马英九执政的两岸蜜月期，张硕修曾经带团员北上，在北京、上海多地献演，如今也会带团去国外表演。

而那天我在一群热闹的喜剧演员里看到他安静地调试着音响，对于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上台表演者都没什么特别的反应，被黑暗隐去了表情，好像真的就是来打杂的——据说他在卡米地里很多事亲力亲为，连店里楼梯坏了都是他去修。事实上他仍会上台讲脱口秀，也很容易被男性演员们包围，成为话题的中心，他们对于他的亲昵态度既包含着对这位“台湾喜剧教父”的尊敬，也有兄弟会（brotherhood）般的热情。

走上台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灯光太刺眼了，有种自己被审讯的感觉，完全看不到台下的反应。飞客的场地虽小，但灯光是柔和的，后来去别家讲，也没这样被闪瞎过。我疑心卡米地小厅装成这样的灯光，要么是被安装师傅给坑了，要么就是只打算让观众看清演员，而不打算让演员看清台下，这导致我的语速变慢了，可能有点不太机灵的样子。给我录影的Adon说，我虽然是把段子顺利讲完了，但熟悉的人知道我的状态和平时不太一样。

我的陆配朋友是第二次看我表演，说很喜欢我的段子，“有后劲”，碰到其他演员和她互动，也很乐意捧场。她的深绿老公在飞客第一次看我表演的时候，刚好碰上铁蓝的Seven做主持人，当时前者的表情不太自然，全程都夹紧了二郎腿，这回到了卡米地，显然进了舒适区，连姿势都舒展开来，像被泡开的茶叶，对着一些酸柯文哲或是客家人的段子放声大笑。他后来还建议我多讲客家人的段子，说他铁蓝的父亲就是客家人，我心想，怎么滴，你们原生家庭父子相爱相杀，连我的脱口秀都变成play的一环？

04

每个脱口秀演员都有自己的“人设”，是基于真实情况的提炼，很多人认为人设成功表演就成功一半了。我给自己立的人设是来自对岸的“第五纵队”，这听起来有点挑衅的意思，因为“第五纵队”是绿营给陆生、陆配贴的污名化标签，而我主动认领并拿它当笑话。在我出现之前，还没有人拿这种人设去表演，虽然听台湾的喜剧演员介绍，大陆的喜剧演员来过台湾，也在卡米地等俱乐部里表演过，但我会强调自己和他们不同：一、我是来了台湾才开始讲脱口秀的，在大陆从来没讲过；二、我不是游客，而是生活在台湾。

讲了五六次开放麦后，我的人设渐渐稳固了，也攒了几个段子，自认为可以出新手村试一试了。

10月底的时候，我看到卡米地站立喜剧争霸赛的广告，这一赛事在2016年首次举办，号称“新人的试炼场、行家的战斗场”，曾博恩和贺珑都闯入了当年的决赛，前者获得冠军，后者获得第五名。2019年起卡米地将其变成年度赛事，到现在已经办了7届，其中一些选手至今仍活跃在开放麦现场。

我问其他报名选手：“大陆人能参加吗？”Sam表示当然可以，已经有个马来西亚选手参加了。于是，我在卡米地争霸赛报名截止的前一夜提交了网络报名表，但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我还没达到报名门槛，即至少讲10次以上开放麦，加上我提供的视频主要在“新手村”飞客录制，观众不多，笑声寥寥，听起来“不炸”。

果然，我没有进入卡米地的海选。通知结果的电子邮件是以张硕修的名义发出的，他对没有入选的人表示：“请不要丧气，这只是小小的挫折，喜剧的路还很长远，我们路上见。”

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个比赛机会，成功报名台北“3咖啡”举办的“天下第一喜道会”。这间店虽然名字里带“咖啡”，但其实是家桌游主题的餐饮店，二楼的小剧场可以容纳三四十人看脱口秀，也常举办文艺活动。老板阿福是脑科医生出身，在脸书上有着5万多追踪者，因为常在脸书上发一些日常观察，诙谐风格吸引了不少粉丝，2023年出了一本书叫做《非常咖啡店：只给你的，人生特调》，将他在脸书上的帖文收录在一起，也因此登上知名媒体人赵少康的广播节目，收获不少关注。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阿福和曾博恩是一类人：自诩开明实则保守，把油腻当成有趣，而精英的光环也会引来粉丝为其辩护，作为推崇男性气质的小团体公开表达厌女而不自知。阿福也是这场“天下第一喜道会”的评委之一，现实中的他与网上有何不同，令我有点好奇。

“3咖啡”的比赛定在周六晚上8点，报到时间7点，我先坐公交车过去报到，到了那儿还不到7点，3咖啡制作人“笔筒”说等演员齐了再抽签，我就先去附近吃晚餐。等吃完回到店里一看，演员几乎都到了，三个评委也来了俩，阿福还没到，听到他们起哄说，要玩个刺激的，在观众面前抽签，当场决定出场顺序。

我运气不错，抽了最后一个出场，其他11个演员大部分我都不认识，评委也都是第一次见：一个是23喜剧俱乐部的老板兼喜剧演员“微笑丹尼”，他也是博恩的好友和同事；另一个是自称「世新小昆凌」的喜剧演员佳諭，今年才24岁，因敢于讲性话题走红，她的母校世新大学是台湾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以新闻传播见长。阿福是最后一个来的，微凸的小腹将浅色衬衫撑得有点紧张，像是中年男人特有的形状，他戴黑色口罩静静坐在评委席边上，低调的样子与他“社恐”的人设似乎一致。

阿福据说是七龙珠粉丝，准备了一套“龙珠”共七颗，评审会发给“有亮点”的演员。两名主持人分别是制作人“笔筒”和喜剧演员品贤，后者是2021年卡米地站立喜剧争霸赛的冠军，是个圆头圆脑略显老成的台大生。开场前他们问我人设，我说“就第五纵队吧”，品贤明显愣了下，表示不明白什么意思，请我换一个人设，我疑心他是装傻，问“那你知道苏州吗”——通常外宾只知上海，不知苏州——他居然说知道苏州，于是最后我的人设变成“来自苏州的秋凉”。在我上台的前一刻，他们向观众介绍我的时候连声说“这个好敏感”，似乎不敢尽情插科打诨。

我在这场演出里特意调低了对台湾人的敌意，先接了场上其他演员的包袱，自嘲“精神正常”，说来3咖啡比赛是因为没报上卡米地争霸赛，又调侃了3咖啡的网络负评，把最有攻击性的内容放在段子的后半部。这样的处理倒不是因为我在网上感受到他们对大陆的敌意变少了，而是我意识到喜剧是“糖衣炮弹”，用幽默包裹批评，如果是抱着交流的目的来，就需要尊重观众的感受，倾听他们的反馈，而不是只顾自己一时之快的单向输出。而且就喜剧演员开涮我的经历来看，即使他们去过大陆甚至在大陆工作过，对这片土地也是有隔膜的，对这里的人更是充满刻板印象。

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二三十个纯粹的陌生观众——过去在飞客和卡米地台下坐的几乎都是演员，很少会有强烈的反馈。这场比赛中的演员不上台的时候几乎都站在观众席后面的桌游区，像是自动划清和观众的界线，但也会像观众一样放声大笑或者欢呼。我起初是和他们一起，但没有椅子站得腿酸，比赛接近半程的时候溜到Adon旁边，坐着欣赏表演还是比较舒服，况且也没有规定说选手不能进观众席嘛。

在宣布比赛结果前，评委先颁出七颗“龙珠”，作为对有亮点的演员的肯定，有五人获得一颗龙珠，其中包括我当天最欣赏的巴基斯坦和台湾混血帅哥，他用中文讲了一连串身障朋友的地狱梗，也小酸了一把台湾人，分不清以色列炸的是巴基斯坦还是巴勒斯坦，唯一的缺点是未讲够5分钟（比赛要求是6分钟）。

我是当天唯一获得两颗“龙珠”的演员：一颗来自23喜剧的老板“微笑丹尼”，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误会了他开的“恶臭直男”俱乐部，也许没那么糟糕；另一颗由两名主持人送出，笑嘻嘻地说“希望两岸和平”，但这也让我有点疑惑，到底是他们不好意思夸我，还是真的害怕台海战争？不过这一结果足够让我扬眉吐气，洋洋得意起来。

这场比赛的结果也颇出人意料：第一名居然就是第一个上台的演员——我和Adon甚至不记得他抖了什么包袱，观众席也倒吸了一口气，有些较真的演员跑去看分数，问是不是算错了。但之前听他们互动，第一名常来这个场子表演，属于老熟人了，阿福老板出于人情做的选择，对我来说其实无所谓了。

在离开3咖啡的时候，有一位看起来比我年长些的女观众叫住我，她自称是香港人，常在两岸三地跑，爱看三地的脱口秀，说我有在“稳稳地”传达观点，会继续关注我的表演。这是我收获两颗“龙珠”之外的又一惊喜：原来我自认为“边缘”的想法是有人欣赏的。

因为3咖啡的经验，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寻找“同温层”，即愿意聆听且友善包容的人群。虽然飞客可以提供一个相对安全和清净的练习空间，但我更应该到处走走，和更多人对话。

在“天下第一喜道会”之后，我去了更多地方讲开放麦，有“绿”得出名但能够容忍异见的书店，也碰到过惜才的老板笑称我“保育动物”（保护动物），鼓励我多去表演。我也见到了更多喜剧演员——根据卡米地推出的笑话日历《喜聚历2025》，台湾的喜剧演员已超过百位，而我也不时在开放麦遇到新血加入。和对岸一样，台湾人对“笑”依然饥饿，也总有人满腔热血投身喜剧。

我会是过江之鲫吗？

05

我时常想起5月参加一场学术会议时，和一位女权活动家谈到陆配是台湾社会“边缘人”时，她一针见血地问我：“那你不需要交朋友吗？”当时我下意识地掩饰了自己的脆弱，说“家人就是我的朋友”，但在那之后我扪心自问，这真的是我的答案吗？

在台湾的这4年，我以陆生、陆配和打工人的身份生活，看起来不缺乏社交，但未走出家庭：作为博士生和幼儿的母亲，我没有时间和激情去参与大学的活动，当个职场“淡人”足矣。步入中年后，我与闺蜜们被埋进了各自的家庭事务中，交流变得断裂和言简意赅，现实中见面的间隔被拉长到几年一次，除非发生什么“大事件”，否则好像没有必要飞一趟相见，点赞就是关心。

但我觉得自己比起4年前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想法又变了很多，对于两岸议题的思考从宏观变得具体，包括去讲脱口秀，尝试在国族和性别议题上发挥作为女性的主体性，这是我昔日的同温层所未见证的。在台湾，我想要新朋友吗？尽管我对此顾虑重重，但答案是——“是的”。

在作为陆配身份进入台湾四周年的日子，我在脸书发文戏称自己这四年应该值得一个“台湾研究”的学位，很快有深绿的脱口秀演员留言开玩笑说要吹哨（举报）了。我喜欢这种过招，虽然在脱口秀的场合里我们作为不同阵营针锋相对，但仍以幽默的方式保持交流。

如果没有这段具体的实践，我可能也会被网络上比比皆是的恶意所迷惑，认为标签之下人们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但作为一个传播研究者，以及亲身进入田野的表演者，我如今更清晰地感受到，操弄仇恨以及被仇恨裹挟，才是走向民主的反面。

读书人应当做点什么，且能够做点什么。这就是我决定去讲脱口秀的理由。

彩蛋-我们要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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