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的传统史学上，无论在数量、形式、倾向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别。 在数量方面，我国的传统史学十分的浩荡，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私人撰史都有留下大量的典籍可供后人研究。主要代表作品有孔子的《春秋》、司马迁《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

而相反西方的传统史书典籍比较少，乏善可陈，而且都是私人撰史，基本没有官修史书，主要代表作品有《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大地环游记》《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 在倾向方面，我国传统史学著作的政治化和道德化倾向，我国的史书最早起源于政府的行政记录，而记录历史的人，被称作是“史”也就是政府的官员，在最早的时候，有左史负责记言，右史负责纪行的规定，以此来分工记录君臣的言行。

当时官修史书比较昌盛，私人撰史方面则处在一个比较边缘化的阶段，在上古至春秋这段时间里，史书以及历史知识都被官方所垄断，成为一种王官之学。 也正因为如此，记载出来的历史难免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帝王政治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主要框架，而社会生活方面，则常常被忽略，且缺乏一定的哲学思考。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史学是承载着一种教化的要求的，是要体现出一定的得失、功过、甚至道德评价。正史中的那些忠义、烈女、循吏等传都体现出了，史家是有所倾向选择的。 而西方传统史学在这一方面，有一股浓厚的英雄史观在里面，认为杰出的历史人物就是风，民众就是海，所谓历史就是风使得海起巨浪。

此外，他们的史书典籍还受到了一种神明的倾向，他们所记录的内容不是以人类的活动为主，而是以神明的事迹为主。认为人类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神明意志的体现。 再到后来的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史学又深深地笼罩在神学和宗教的阴影之下，史书的内容以突显基督教精神，阐释人神关系为主。

综上，中西在传统史学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但总体上中国的传统史学是优于西方，比较系统化和正规化，可信度也是比较高的。西方的史学研究直到近代之后，才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所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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