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剧《0.5的男人》中,松田龙平饰演的雅治本是一位上司眼中的优秀员工,工作认真,积极主动。上司出于信任,为雅治分配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棘手的问题都会条件反射似地交给他处理。在尽职尽责地扮演工作机器很长一段时间后,雅治的弦终于绷断了。他无法再去上班,甚至断掉了和社会的连接,成为终日宅家玩电子游戏的茧居族。

机械工业时代以降,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但同时也不断侵蚀人类精神。人性的整全、丰富与敏感,被资本机器绞杀,成为影响效率、需要压制和规避的负面品格。只有断情绝爱、面无表情、仿若机器的劳动者,才算得上是称职的“打工人”。

这样的审视不仅出现在社会学等相关著作中,在艺术作品中同样有呈现。英国画家L.S.劳里即是如此,他的画作展现了当时已渐衰落的英国工业图景,人机结合的劳作、严格规范化的科学管理术,让画中人面目模糊,充满孤独、寥落的氛围。

科学与艺术的碰撞不止劳里。BBC和英国科学博物馆跨界合作的《在美术馆遇见爱因斯坦》一书,就以通俗易懂的讲解+近百幅高清彩图,回望了艺术与科学交融的20个关键时刻:早期计算机如何生成音乐?霍克尼如何用宝丽来相机重新定义绘画?AI时代艺术家如何保持创新?

我把人类视作机器人……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但其实不然。他们并不自由。没有人是自由的。

——L. S. 劳里,1970年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随着英国经历了工业化改造,艺术家、作家和社会评论家开始思考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何在。提高工人效率的新方法,以及衡量和规范其劳动的新方法,使工人本身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自从棉纺厂实现机械化以来,在工厂工作的人越来越像机器上的齿轮。这种非人化的现状将走向何方?

L. S. 劳里(L. S. Lowry)在 1922 年创作的油画《制造业小镇》(A Manufacturing Town)给出了一个答案。冒烟的烟囱染黑了苍白的天空,身着黑色制服的人像机器人[robot 在捷克语里的意思是“劳动者”,卡雷尔·卡佩克(Karel Capek)两年前首次用它来表示人造人]一样在街道上匆匆走过或僵硬地站立着。

这是劳里最早获得公众认可的作品之一,《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在 1926 年为曼彻斯特“公民周”发行的增刊中介绍了这一作品。这场活动由曼彻斯特公司组织,部分目的在于增强工人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也是为了在政治动荡时期吸引选民参与,毕竟当年早些时候发生了大罢工。但是,劳里的这幅画向工人们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工业图景:机械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劳里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量作品,主要聚焦他在家乡索尔福德的彭德尔伯里及其周边地区观察到的工业场景。

在这些画作中,工厂的烟囱若隐若现,从蒸汽机的熔炉中排出滚滚浓烟,这些蒸汽机驱动着纺棉、织布和锻造金属的机器。这些“劳里式景观画”的色调柔和,风格朴素,一眼就能认出,已成为英国工业遗产的恒久象征。

然而,关于这些作品所描绘的工业化景象,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它们记录了灾难性的变化:景观和环境被破坏,工业城镇出现公共卫生危机,人类沦为了纯粹的机械。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作品捕捉到了阿诺德·汤因比在 1884 年的著作《工业革命演讲集》(正是这本著作创造了“工业革命”一词)中描述的负面影响:“在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贫民窟也在大量增加;自由竞争带来的大规模生产导致了阶级的迅速分化和大批生产者的堕落。”

但到了 20 世纪初,劳里画中的世界——烟囱林立、工人们匆忙往返于大工厂之间——实际上已经走向衰落了。早在劳里拿起画笔的一个半世纪之前,兰开夏郡的天际线就已经出现了冒烟的烟囱和高耸的棉纺厂。20 世纪 50 年代正值英国制造业走向衰落之时,他在那时创作的一些规模极大的作品,展现了曼彻斯特繁荣时期遗留下来的衰败的工业基础设施。因此,有人说劳里的城市风景和街景可能是怀旧的,甚至是浪漫的,是在追忆一种随着英国工业霸主地位的丧失而消失的生活方式。

一些人则聚焦于他们在劳里的画作中看到的孤独和寂寞:尽管人物之间的距离很近,但他们之间往往显得毫无关联,而画家本人的视角也是一个从边缘观察的局外人。还有人认为这些作品是关于工业化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政治评论,探讨的是劳工和阶级问题,而不是非人化和环境破坏。评论家霍华德·斯普林(Howard Spring)说:“他的画作让我感受到了工业革命施加于这片土地上的悲惨的挫败感。”

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学家T. J. 克 拉 克(T. J. Clark)和安妮·M. 瓦 格 纳(Anne M.Wagner)是 2013 年泰特美术馆举办的劳里作品回顾展的策展人,他们认为,劳里的画作描绘了“新工业技术为工人生活构建的藩篱”;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艺术评论家弗朗西斯·克林根德(Francis Klingender)甚至声称,通过展示工业化的影响,劳里希望“激发人们与造成这些影响的制度进行斗争” 。

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劳里创作这些作品时并没有带着政治使命感,只是想表现那些被其他人视为不值得关注的场景。劳里本人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我的目的是让工业场景受到关注,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也没有人认真做过。” 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关于他创作意图的线索;他的画作仍然有着模棱两可的解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难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即这些无差别的、粗略描绘的工人就像是蚂蚁、蜜蜂,或者仅仅是机器零件——再或者就像小说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所说的那样,“是工业机器的克隆人。零部件。生产资料”。温特森说,它们展示了“人类被迫与机器结合时会变成怎样”。重复和统一这两个主题在一排排相同的工厂窗户和相同的联排房屋中得以强调——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一幅劳里的画作都非常相似。

机械化对人类的影响从机器时代一开始就备受关注。詹姆斯· 菲利普斯· 凯(James Phillips Kay) 在 1832 年出版的《曼彻斯特棉纺厂工人阶级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一书中写道,纺织厂的工人们“被铁和蒸汽拴成一体……牢牢地锁在不知疲倦的铁机器上” 。他宣称:“只要发动机运转,人们就必须工作。”在凯看来,工厂工人的生活是枯燥、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作和不间断的机械重复。

恩格斯在 1844 年发表的反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的论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工厂工人按照机器的节奏重复劳作所承受的身心压力。恩格斯认为工厂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而是“乏味、极其令人窒息、令人疲惫不堪的过程”。

科学管理术:将人视为机器

工业劳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工厂机器设定的专制节奏。无论冬夏,无论晴雨,无论昼夜,告诉工人何时工作、何时休息的不是季节,也不是一天中时间的变化,而是工厂的时钟。机械化彻底改变了工作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在劳里的画作中,工厂的时钟始终存在:在《上班,从工厂回家》(Going to Work,Coming Home From the Mill) 和《 清 晨 》(Early Morning)中,时钟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俯视着匆忙熙攘的人群。

科学管理方法始于 19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其主要倡导者之一是机械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 泰勒(Frederick W. Taylor),他认为通过科学地安排工业流程,可以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例如,泰勒将每项工作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并用秒表为每项工作计时,然后按照最有效的顺序重新排列。

与此同时,工程师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和莉莲·吉尔布雷斯(Frank and Lillian Gilbreth)经常通过摄影来研究某项工作所涉及的动作,并思考如何减少动作的数量。“工时与动作研究”由此诞生。20 世纪初,许多英国公司担心本国的工业效率,开始实施这些所谓的科学管理方法。他们的员工却对此并不以为意。

一名女工在操作手压机。据说,这项动作研究将此类工作的生产效率提高了40%。

1934 年,曼彻斯特的工程企业理查德与约翰逊叔侄公司(Richard, Johnson and Nephew)在引入了测量生产力的方法后,700名电线工人举行了罢工。《曼彻斯特卫报》在报道中称,工人们认为这种制度“反社会”。一位工人在受到这样的观察后说:“我感觉出了一身冷汗,神经都在颤抖。” 国际纺织工人协会联合会的秘书声称,像这样的时间研究会“让工人沦为机器”。这些方法将生产控制权从车间工人手中转移到了管理层,而批评者则反对说,它们限制了工人的技能、主动性和能动性,使他们沦为纯粹的生产工具。

工业心理学:人性又回来了

随着心理学在 20 世纪初兴起,一些旨在提高工业效率的研究确实考虑到了工人的人性层面。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工业心理学在英国发展迅猛。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于 1921 年创建了国家工业心理学研究所。他声称,工业效率可以通过这样的原则来实现,即“不站在背后压迫工人,而是缓解工人可能面临的困难”。工业心理学家认为,工作模式的改变应建立在对个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这样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提高工人的满意度。工业心理学家希望把工人当作人来研究,而不是试图让人像机器一样工作。

1922 年,朗特里的可可工厂成了英国第一家聘用工业心理学家的企业, 他 们 聘 用 的 是 维 克 多· 莫里斯(Victor Moorrees)。该企业于1862年由贵格会成员约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创立,一直以来都奉行家长式的经营方式,强调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工业和社会契约。约瑟夫·朗特里热衷于为员工谋福利。

他说,员工“绝不应仅仅被视为工业机器上的齿轮,而应将其视为一个伟大产业中的同僚”。他将这个小型可可企业发展成了大型糖果制造商,并随着公司的壮大,实施了正式的工业福利政策。其中许多政策,包括养老金计划和八小时工作制,都是约瑟夫的儿子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倡导的。

西伯姆·朗特里甚至在工厂设立了一个心理部门。他本人是一个有科学头脑的人,曾在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学习化学,随后负责管理军需部的福利部门,该部门成立于1915年,负责为一战期间影响军需工厂工人效率的工人疲劳和工作条件问题建言献策。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对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了兴趣。他认为,改善工人的福利不仅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而且可以提高工业生产效率,缓解战争结束后英国出现的工业动荡。

在呼叫中心和亚马逊仓库的时代,面对不断提高的生产力要求,工人福利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观念与装置艺术家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在 2013 年举办的巡回展览中探讨了这一话题,这次巡回展览的名称借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戴勒的大部分作品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探讨阶级、权力和社会体验等主题,其创作方法曾被描述为“从根本上讲是平等主义的,同时坚定不移地面向大众和民主”。

这座双盘钟于 1810 年左右安装在麦克尔斯菲尔德的帕克格林(Park Green)工厂,以确保工人保持规定的生产效率。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展览中,戴勒通过展示相关艺术作品、物品、照片、音乐和电影,追溯了工业化的遗产及其对英国社会和流行文化的影响。其中一件物品是 1810年为麦克尔斯菲尔德一家丝绸厂制作的双盘钟:一个表盘显示真实时间,另一个表盘显示“工厂时间”,仿佛丝厂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后一个表盘的指针与丝绸厂的水轮相连,只有当水轮转动时它才会走动。如果水轮停止,“工厂时间”也会暂停,损失的生产时间都要弥补回来,而工人们则被机器的节奏所控制。

戴勒将麦克尔斯菲尔德的钟表与一种数字腕戴式装置放在一起,这种装置是为如今的仓库员工设计的,可以追踪他们的工作效率,并将信息传输给经理。戴勒暗示,社会仍然生活在工业化的阴影下。他的作品与劳里的一样,对资本主义追求最高生产力时将人作为生产单位的做法提出了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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