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从相关史书来看，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相比，关陇政权内部是相当和谐的。不仅没有高氏政权中那样激烈的民族矛盾，甚至连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也显得相对和谐。但武川军人与关陇士人不仅在文化上有显著不同，在权力的归属上也存在着矛盾。历史与现实的冲突都决定了双方绝对不可能如史书中写的那样和谐。 受北镇军人文化与关陇政治形势的影响，武川军人集团从形成之初，就存在内部权力结构的不稳定的“先天不足”。实力不强、威望不足的宇文泰在侥幸成为武川军人集团首领后，更加剧了这种内部权利结构的不稳定性，而且宇文泰在短时间内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自身计，宇文泰只能将视线投向外部势力一一关陇士人，宇文泰希望利用他们平衡内部势力。

一、孝武帝之死背后的博弈 永熙三年七月孝武帝入关，同年闰十二月孝武帝便死于宇文泰之手。一般将孝武帝之死归结为孝武帝与宇文泰的个人矛盾，如《北史》《资治通鉴》所言乃是因孝武帝“闺门无礼，从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孝武帝尤宠明月公主，并相随入关，“丞相泰使元氏诸王取明月杀之，帝不悦，或时弯弓，或时推案，君臣由此不安平。”当然，所谓“闺门无礼”并不足以概括双方的矛盾。双方矛盾的根源在于孝武帝入关后，宇文泰“披草莱，立朝廷，军国之政，咸取太祖决焉”。孝武帝不满宇文泰专权才是双方的根本矛盾。 孝武帝虽年轻气盛，但其政治能力并不差。孝武帝政治手腕或许有些稚嫩，但并不是一窍不通。 孝武帝西迁，事起仓促，“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逃亡当夜随孝武帝入关的人员并不多。据吕春盛的相关论述，宇文泰亲信集团一直负担有监视朝廷之职责，如王盟、宇文导、尉迟迥等人皆担任过禁卫军将领。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杀，也可见当时宇文泰对长安禁卫的掌握程度。那么孝武帝在监视下怎么敢“或时弯弓，或时推案”，和宇文泰“不安平”呢？

孝武帝血气方刚，有一些出格的言行并非不可能，发发牢骚更是人之常情。但对宇文泰来说，正是因为孝武帝所代表的北魏正统性，才使得武川军人一举成为北方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也正是因为有了孝武帝，关陇士人与武川军人在能走到一起，关陇政权才能够稳步建立。而且无论孝武帝是不是宇文泰所杀，孝武帝之死对宇文泰的打击都会极大。首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彻底破产。其次，孝武帝之死总会与权臣宇文泰联系起来，“弑君”之名并不是那么容易洗清的。宇文泰不惜冒着极大政治风险杀害孝武帝，只能说明孝武帝己经严重威胁到了宇文泰的生存。 孝武帝入关时“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不少随孝武帝入关的大臣皆是“单骑入关”。在洛阳势力指望不上的情况下，关陇士人就是孝武帝最有可能的盟友。首先，关陇士人一向对孝武帝怀有极大热情，“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关陇士人的理想。其次，孝武帝与关陇士人之间并不是没有来往。如此，关陇士人与孝武帝未必不会联合起来。

更重要的是，在武川军人集团内部宇文泰也不能够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这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全然不同的。上文曾提到宇文泰的亲信集团一直担负有监视朝廷的职责，不过宇文泰亲信多是在大统初年才开始监视朝廷。王盟大统三年后才居于朝廷，宇文导大统三年“入宿卫，拜领军将军”，其余人等也都是在大统年间才“宿卫京师”。在大统元年担任领军将军的是较为年长的寇洛，孝武入关到寇洛之间担任禁军统帅的人员并无明文记载。 不过《周书·杨宽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孝武与齐神武有隙，遂召募骑勇，广增宿卫。以宽为阁内大都督，专总禁旅。从孝武入关，兼吏部尚书。录从驾勋，进爵华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户。大统相，迁车骑大将军、太子太傅、仪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还，拜侍中、都督泾州诸军事、泾州刺史。

推测杨宽入关后依旧职掌禁军，直至大统初年。值得注意的是，杨宽正是出身弘农杨氏。 孝武帝西迁长安，宇文泰虽有意控制禁军，但毕竟时日尚短，还不能完全掌握禁军。而且如果孝武帝和关陇士人能达成联合，那么武川军人也未必不会为了己身利益而投靠孝武帝，毕竟这个集团是一个极为实用与功利的军人集团。据毛汉光所述，作为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其辖区“可能是长安城内之禁卫军及雍州之若干军府”，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至关重要的军团却是“六个柱国之兵力最弱的一个”，以至“沙苑之降卒赵青雀等在长安城作乱，李虎即刻率兵赶回，竟然不能平乱”。 从寇洛在大统三年离开禁军，外任华州刺史，再到李虎兵团极为弱小的实力，可以看到宇文泰对掌握宫禁的非亲信是极不信任的。恐怕这些与宇文泰“等夷”的武川军人在孝武帝身边也曾经扮演了某些“特殊”的角色。

当然这些都只是笔者的推测。随着宇文泰对中央宫禁掌握越来越强，武川军人与西魏皇帝之间的联系逐渐模糊，但此后西魏政权的几次斗争却都可以或明或暗的看到关陇士人的身影。 二、关陇政权内部斗争的延续 孝武帝死后，元宝炬继位，即西魏文帝。这位早年性格刚强，曾公开殴打辱骂高欢亲信高隆之的皇帝，“及跻大位，权归周室。尝登逍遥观望嵯峨山，因谓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脱屐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储宫，寻山饵药，不能一日万机也。’”西魏文帝在位十七年，始终与宇文泰保持着和谐的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西魏文帝与宇文泰“志同道合”，更不能说明关陇士人放弃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梦想。 东西魏对峙之初，双方交战频繁。东魏势力较强，西魏处境艰难，关陇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是北镇出身的将领。关陇河东人士作为地方豪族，主要承担非主力战场的防御工作，另外还有为前线提供物资之任，如《北史·赵肃传》’载：“大统三年，独孤信东讨，肃率宗人为乡导。授司州别驾，监督粮储，军用不匮。周文帝闻之，谓人曰：‘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作为地方豪族的他们拥有深厚的地方基础。

大统四年“七月，东魏遣其将侯景……等围独孤信于洛阳。齐神武继其后。先是，魏帝将幸洛阳拜园陵，会信被围，诏太祖率军救信，魏帝亦东。”此役，西魏文帝可说是以身犯险，颇与当年司马昭奉高贵乡公及太后讨诸葛诞类似，胡三省认为当年“昭若自行，恐后有挟两宫为变者，故奉之以讨诞。” 虽然宇文泰挟天子东征，但后方却并未避免变乱的爆发。东征失败后，赵青雀、于伏德叛乱在关陇后方爆发。此次叛乱发生在宇文泰东伐失利，“关陇留守兵少”之时，时机不可谓不巧妙。不过仔细考察的话，可以发现此次叛乱疑点极多。 首先，依《周书》所言，东魏降卒是叛乱的主力。然而东魏降卒既然“皆散在民间”，若无人组织，东魏降卒又如何“乃谋为乱”呢？这么大规模的串联密谋，又是如何掩人耳目的呢？宇文泰东征带走了大部分武川主力，负责地方治安的毫无疑问是关陇士人，但拥有地方武装的关陇士人却始终没有发现东魏降卒的密谋，这对于一向以保境安民为己任的关陇士人来说缺乏合理解释。

其次，李虎兵团实力最弱，“及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看似合乎情理。但此时叛乱并未全然爆发，何以“计无所出”？以李虎军团配合关陇士人的地方武装未必不能将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那么此时“计无所出”已经暗示了当时局势的复杂和凶险。“乃与公卿辅魏太子出次渭北”恐怕也有讳饰的成分，料想不过是李虎在发现局势失控后，挟持太子及公卿大臣以防为叛军所获而己。 最后，此次叛乱的主要指挥者有东魏降卒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咸阳太守慕容思庆以及西魏太傅梁景睿。正常来说，这四个人应当是没有共同交集的。赵青雀、于伏德，史书中只存其名，难以考证。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史书中也仅知其此时为咸阳太守。本次事件中官职最高的是西魏太傅梁景睿，结合梁景睿的任官经历，笔者推测梁景睿有可能出身安定粱氏。 如果关陇士人真的参与了此次叛乱，那么上述疑点将迎刃而解。正是关陇士人的有意纵容与放任，才让东魏降卒组织起来。也同样是关陇士人的不配合，才使得李虎“计无所出”。虽然尚难明确参与叛乱的关陇士人的具体人员，但从叛乱规模来看，牵涉其中的关陇士人应当不在少数。

此次叛乱很快就被宇文泰的主力部队镇压，可见武川军人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不过宇文泰为维护关陇政权的稳定，只除首恶，并未深宄关陇士人的责任。此后“魏帝还长安，太祖复屯华州”，政局恢复平稳。但在经历此事后，关陇士人清醒的认识到武川军人强大的军事实力，明智的选择了避其锋芒。 宇文泰与关陇士人在西魏废帝时又一次爆发了冲突，此时一向与宇文泰和谐的西魏文帝已经去世，登上皇位的是年轻气盛的西魏废帝元钦。 于是太祖与公卿定议，废帝，尊立齐王廓，是为恭帝”。孝武帝同样“有怨言”，但宇文泰对西魏废帝的处理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这其中可见宇文泰对朝局的把握愈加纯熟，实力也与当年截然不同。

总结 作为宇文泰继承者的宇文护，在执政后继续执行宇文泰打击武川军人的既定政策，巩固了宇文氏在关陇政权中的地位。但宇文氏与武川军人系出同源，武川军人实力的削弱，最终打破了关陇政治联盟的力量平衡。 宇文护执政的先天弱点也削弱了北周宗室的实力，弱势的皇帝与相对强势的关陇士人合作保障了后宇文护时代北周政权的平稳过渡。然而这个组合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原本意图借助周武帝实现政治野心的关陇士人在周武帝亲政后，不仅没有获利，反而与周武帝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