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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战争失败后，中国政府独立作战4年，如果南京政府曾经一度希望以转移战场方法和以奋力攻击敌人的手段去阻遏敌人侵略气焰的话，则这个想法落空之后，它在战略和政略层次上都逐渐演绎出新的思路。从战略层次而言是，“以空间获取时间，集小胜成为大胜”成为主导。从政略层次而言，是建设大后方成为长期抗战基地，图使新战略得以从容实现。而在外交方面，则无论是胡适大使率先倡导的“苦撑待变”，或是蒋介石、宋子文在实际工作上所争取的“苦撑求变”，其先决条件都是力求中国自我“苦撑”，而不是妄想国际主动干预，替中国火中取栗。

在这个新思维基础上，中央政府决定把“军队整改”作为当前要务。换言之，在1937年的最后5个月里，国民政府领袖们全神贯注在作战事务上，但是到了1938年初之后，就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清理军队本身问题。

1、抗战开战初期的中国军队伤亡

首先要解决的是兵力问题。依据何应钦在1937年年底报告，第一阶段5个月抗战的代价是大约30万官兵伤亡。何应钦坦承这些数字并不完整，因为有根本未报者，或是报而未到者等等，因此可能大幅度低估。

他同时报告开战以来，已经把库存的6万支步枪、2700枝轻重机关枪、400门迫击炮分配给损失奇重的各师。另据白崇禧对于上海战区的报告，迄11月初为止，该战区61个参战师死伤士兵约17万人，官长约13000人，而枪支损失约13万支。白崇禧警告中国剩余的装备根本无法应付长期抗战需要，因此大声疾呼要大量发行公债、大规模征收税捐、大举外债，以便大购军械，尤其应该极速增购飞机。

以上数字虽不精确但是大体说明，淞沪一个狭小战场官兵的伤亡数字几乎是全国其他战场总和的两倍，可谓惨烈。

还有一项因素需要考虑的是，全国其他战场的伤亡数字可能是地方实力派部队长官出于溃散、邀功、或期望中央政府补偿等因素而虚报夸大的结果，但是淞沪战场和南京保卫战的伤亡数字，则是中央军和粤桂部队实际承受的伤亡。

至于中央军精锐部队伤亡的数字，只有零星公布和推算而缺乏精确统计，道理并不难了解。因为蒋介石为了维系他的政治和军事形象，既不想让日本知道他的军力究竟损耗到何种程度，也不想让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团体知道他受创的底细。但是即使在淞沪战役才刚刚开始逆转的10月份，根据何应钦和王世杰内部报告，已经达到10万人以上，而且每天以伤亡2000人以上的速度不断累积。

其间，蒋介石命令部队死守阵地和不断投入新军企图挽回颓势，更是使伤亡率急剧攀升，使上海战场成为一个人肉搅碎机。大体而言，到了1937年底，南京政府花费10年功夫训练出来的中央军，除了极个别单位之外，基本上已经残缺不堪。

军队伤亡过大现象在1938年持续不断。到了1938年底，军令部内部调查把国军伤亡数字分为三期予以统计：

第一期（开战至南京失守）死伤官兵为44万7千人；第二期（自南京失守至徐州失守） 为34万2千人；第三期（自徐州失守至武汉撤退1938年11月20日）为25万4千人。总计为104万4千人。其中包括官长伤27000余人，死13500余人。士兵伤669000余人，死334000余人。伤与死的比例为2:1。军官和士兵伤亡比例则是1:25。

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些大趋势：在开战的最初16个月之中，三个时期的伤亡率在递减，大致为45:35:25。回顾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军队的总数大约是170余万人。

而在16个月之内死伤105万人，这是中国过去100年来没有发生过的灾难，它对一个号称统一全国而实际上只有效地统治长江中下游5-6个省份的政权而言，不啻是元气丧尽。兵员补充和壮丁征集立即成为此后工作的重大挑战。

2、缩编军队的难处

根据何应钦报告 ，到了1938年3月，全国陆军总数是220个师，共180-190万人。在前线作战114个师。但是这个数字不包括各省的保安队，因为各省故意隐瞒难以统计。到了1939年初，根据何应钦报告，国军部队达到250余万人。

既然以上所述的正规军一半有作战任务，一半没有作战任务，如果再加上各省保安队伍，则恐怕中国三分之二的士兵都没有作战。而这已经是开战六个月之后的情形。换言之，多数部队都躲在后方避战，数目大幅超过前线作战部队。

再根据官方资料统计，在此时期内（1937年7月—1938年11月）共计补充部队兵员为1947000余人。而补充工作大致是从1938年初才开始，而且这个数字并不包括中央政府控制范围以外的川、滇、桂、晋、冀、鲁等，各军自行补充的名额。

这个伤亡100万而补充200万的数字，其差距如何解释？

一是它凸显出兵员（壮丁）的供应量和最后实际入伍数，在过程中产生极大的折损率、或人力浪费。每两个被征的壮丁只有一个实际补充了军队，另外一人下落不明。

二是战败的部队和根本没有参战意愿的部队（特别是地方保安部队），借此机会大量扩充势力。

这两者其实可能同时存在，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939年开始，对日作战的规模减小，而军队数量反而大幅膨胀的现象。根据何应钦向最高幕僚会议报告，1939年底国军编额猛增达480万人，如果减去其中60万人号称为游击队，则总兵额大约有400-420万人。

换言之，在开战不到两年时间里，国军的兵额比战前增长了一倍以上。到了1944年更扩展到530万人，成为军事改革过程中不断膨胀的大肿瘤。这个道理显而易见，盟邦也据此多次诟病，但是改正的方法却大不简单。一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得到效果。

如何提高战斗能力这个课题在1937年12月首度排上议程。当时蒋介石请白崇禧专门负责“整理缩编坏的军队”，而且在高阶层进行密集商讨如何改革军事机构、军队编制、军队的整理地区及补充办法等。徐永昌也认为“今日第一要事在裁缩坏军。”

而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则是“今日中央亟需整练数师精锐，以作固本之兵”。他同时提议由滇、川、甘等省份各练三师，务使机械化，并且以沪战残剩之师的干部作为整理其他军队的骨干。精简是大目标，不需要许多军队，但是需要少量的精锐善战之师。他甚至也体会到整军过程必需照顾地方实力派，“此为怀柔反政府派，亦极要紧。”

即便是中央政府已经重视到军队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对于精兵政策的大方向已经达成共识，但是改革计划到最后仍然无法推展。

正在此时不巧又发生了几个重要案件：一起案件是某些部队因为被指定为缩编对象，导致部分官兵截夺枪械窜去为匪，而另一起案件则是许昌某个师的存械被另外一个部队抢去后，随即投敌成为汉奸。

这些事故不啻是改革起步之前的一记大警钟。缩编风声刚刚传出，叛逃事件即已发生。如果缩编政策雷厉风行，则可能有更多部队投降敌人或引发局部动乱。更何况有些地方实力派最擅长的手法就是装聋作哑和阳奉阴违，即使不投敌，也不合作。

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中，纵使中央政府对于整理和缩编坏军队上有明确共识，但是并没有做出成绩，只是在补充中央军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进展，并且从而引发地方实力派指责蒋介石在偏袒“嫡系”和歧视“杂牌”。

3、军官素质低下的副作用

在抗战最初16个月之中，蒋介石还看出国军一个严重缺点，那就是官长们军事学术不足和斗志涣散。军队长官缺乏专业学识，除了会逢战必败之外，还会导致大量士兵无谓牺牲性命和损耗装备。几乎从开战开始，中国军方领袖们就对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做出粗估。1937-1938年最早的计算方法是，中国必须以四个师才能和日军一个师团进行作战。

如果纯从武器装备为考量，这个估算方法确实有其务实性或者甚至有低估之嫌。因为虽然中国军队在步兵轻武器（步枪）数量上的落后程度并不严重，但是从机关枪到大口径火炮、装甲车、乃至飞机，则中国军队完全无法和日军作比较。

因为日军是装备充分而国军则是装备阙如。中国军方到1938年吸取了徐州会战经验之后，所采用的新比例是中国需要5个师才可能对付日军一个师团。1939年中方从截获日军手册后，推论国军需要6个师才能抵抗日军一个师团。到1940年，蒋介石在看到国军冬季作战无能之后甚至气愤到批评国军以9-10个师也不能击败日军一个师团。

当然，战斗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官长的学识素养和士兵的训练纪律也是重要因素，如果落差太大就会造成平白无辜的伤亡。

在这个时期，一个明显因官长学识浅薄和训练失误，而导致士兵冤枉伤亡的案例就是云南部队。该省卢汉和孙渡部队官兵从云南出省步行三个月，刚刚抵达华中就进入台儿庄，进行成为他们的第一次作战（1938年4月22日）。

尽管云南官兵勇气可嘉，但是伤亡重大，对于击溃日军并没有做出重大贡献。问题就在于他们只是骁勇而不善战，官长们不曾操练作战技术、不习惯建筑防御工事、没有工程队。士兵们对于单纯冲锋尚可以执行，但是对于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却缺乏应对能力。特别是他们不曾接受单兵分散作战的训练，习惯于把军队集结使用，以为人多可以增加安全感。殊不知把大军集结在一个村内正好成为日军炮兵最容易锁定的轰击目标。纯从伤亡数字而言，该部队是台儿庄伤亡最大的部队之一。

在作战27天之内，全军38342人，报称伤亡人数达18844人，超过全军人数之半，军官死亡177人，受伤380人。旅长、团长死亡多人。而营连排班长伤亡过半。但是大量伤亡属于无谓牺牲。

除了官兵作战能力显著低落之外，他们的风纪行为也出现问题。以致蒋介石在对将领们讲话时，再三强调北伐时期军队奉行的好作风，“不拉民伕，不派粮饷，不扰民居，不缴民枪”等规约。但是随着抗战延续，这些规约成为空洞口号。

4、武器补充的艰难

就武器装备补充而言，1937年的激烈争夺还没有给军事领袖们带来恐慌感，原因有几个。

首先是南京时期10年中，政府从德国进口量相当大，国内军工业也初具规模。

其次是孔祥熙在抗战前（1937年4月2日）领团出访欧美国家，原意是以亲善和借款为主，但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决定留在欧洲购买武器。不久之后向国内报告在欧洲成功地订购了价值数千万元的欧制武器，将会源源运到。

再次是在淞沪战争期间，虽然官兵牺牲惨重，但是武器损毁遗失量并不严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何应钦当时估算，过去以10年时间囤积的武器也只能支持6个月战斗。因此毫无疑问地，中国军队的作战计划以及战略和战术的选择，都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到了1938年初，中国武器短缺窘况日趋明显。以当时224个师编制计算，有若干低层的“预备师”根本没有枪械，即便是高一层的“调整师”也多在4000支枪以下，而有些师甚至不足一、二千支步枪者。而此时中国兵工厂每个月总产量只能出步枪二千余支，子弹则还需要在三个月后才能达到一千万发的月产量而已。

即便是正规军作战师，其武器装备也残破不堪。换言之，在号称的224个师之中，“有兵无枪”的情况开始普遍，若要依赖本国兵工生产量，则倾全国之力，每两个月也只能装备一个步兵师而已，而且完全不包括重武器。更何况1938年上半年一连串的大型战役使消耗持续增加。根据何应钦报告，自开战至1938年7月份，损失的步马枪已经达到47万余支。武器装备的损耗量远远超过补充量。

增加本国产量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完成，因为南京政府的兵工署在1933年才形成建制，由留学美国和德国而学识卓越的俞大维担任署长，和德国工业界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一个具雏形的军火工业体系，大力关闭或改造旧式兵工厂，新建或扩建新式兵工厂。

根据南京政府在1937年7月份估计，一旦抗战开始，国军最小限度每个月需要步枪子弹八千万发，而中国当时总产量却只有一千三百万发，只能满足作战15%的需求。更何况，政府最早的估算根本没有预见到战争惨烈程度会如此巨大。

淞沪战争失利后，兵工署厂房和人员迁往西南省份是一项重大成就。特别是在经过16个月战乱后，历尽千辛万苦把厂房设备和技术工人抢救迁往内地，随之而来的，是在完全陌生的西南省份试图落脚生根和寻谋原料，无论是高纯度的钢质或火药，都是严峻的技术挑战。长期抗战战略一旦决定后，兵工署在俞大维主持下，先后在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陕西等省份设立了20多个兵工厂，在日军不断轰炸下坚持生产。

即便环境如此艰难，到了1940年5月份，兵工署报告的每个月生产量如下：

步枪3000支，轻机枪150支，重机枪265挺，迫击炮100门，枪弹1400万发，手榴弹45万颗，迫击炮弹2万颗，望远镜100架。

兵工各厂的生产线每个月可以处理材料7000吨，但是实际上只收到2000余吨。所以出品仅仅是三分之一的生产能力而已。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缅甸储存的材料约五、六万吨。如果不能持续运进，则当时中国境内的存储材料就只能维持生产线半年使用。

但是即使跨入国境而昆渝路遭受敌机炸毁的话，则各厂仍然会面临立即停工危机。

到了1940年7月份，根据何应钦报告，开战三年来（36个月）拨发之械弹如下：步枪54万支，轻机枪35000支，重机枪9000支，迫击炮3000门，山、野、高、战等各种火炮1600门，步枪子弹122亿9千万发，迫击炮弹253万发，各种炮弹243万发，手榴弹1245万颗。一个国家数百万军队和日军苦斗三年，靠的就是如此微薄的武器弹药，真是凄惨。

珍珠港事变后中国成为同盟国，美国的军援逐渐被政府视为国军武器装备供应的主要来源，但是对于广大国军单位而言，它们的武器来源依然是中国兵工署。根据统计，在八年抗战中，这些兵工厂生产了80万支步枪，8万7千支轻重机关枪，各种火炮12000门。这些数字大幅超过了战前的德援、战争初期的苏援、和1937-1941年间的美援。只有到了1943年度的境外（印度）美援、和1945年度魏德迈将军主持下的全面性美援才超过这个规模。

5、进口武器渠道的断绝

在国内生产严重不足情形下，从外国进口武器成为迫切课题。如众所周知的，南京政府建立新军最主要的支助者是德国。

从1933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大量采购德制军火。1934年成立了3个全副德式装备的师（87、88、36师）和教导总队，大量购买德国制造的野战炮、装甲车、轻重机关枪、通信器材等等。这些队伍全部投入淞沪战争及南京保卫战，再加上德国顾问组成的装甲兵单位，都遭受惨重牺牲或全军覆没。

更让南京政府意想不到的是，它在战前所最信赖的德国，由于希特勒采取亲日外交政策，立即成为不可靠的进口来源。根据何应钦报告，在开战的第一个阶段（5个月），德国对中国的军火供应依然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但是一旦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试探遭到蒋介石断然拒绝后，德国军火供应就变成政治筹码而急剧减少。至于美国军火则在战争发生后完全停止。

尽管美国在外交姿态和民间舆论上不时发出同情中国的高谈阔论，但是在实质上却持续向日本提供大量关键性战略物资，间接助长日军的侵华行为。英法两国也是偶施口惠而少有实惠。根据何应钦报告，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为止，中国向外国购买军火共法币7亿元，其中3亿余元却是来自苏联。大致而言，苏联后来居上，到了1939年已经大幅超过德国。至于美国则远远落后，却不停地自我吹嘘如何同情中国。

苏联的军事援助除了一般武器之外，有两个项目特别突出。一个是空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支援来源。1938年初，俄机到达者已经约250架，而且预计未来将以每个月提供100架飞机的进度，承诺到1939年底将达1000架飞机和2000名飞行员。另外还有军事顾问500名。

第二个是陆军装备。根据何应钦1938年初报告，苏联承诺以20万士兵（20个师）所需武器接济中国。这些承诺在中国军事领袖之中引起最热烈反应的当属白崇禧，他热情赞许苏联援助的远景，主张加强中苏友谊。

但是据中国驻苏联杨杰大使报告，苏联号称给予20个师的装备并不包括步兵枪械，只是提供每个师重炮4门，野炮8门，战车防御炮4门，轻机枪30架，重机枪15架，而且械款还要求现金支付，或是以货易货。

在实际运作上，苏联武器供应也并不稳固，因为它告诉蒋介石，苏联只能接济中国军火，但是不可能对日本进行制裁。事实上到1941年7月为止，中国总共收到苏联飞机885架，火炮940门，轻重机关枪8300挺，和其他军用器材及军事顾问。这些武器在中国最困难时期诚然非常珍贵，但是与白崇禧所期望者相去甚远。

当然，武器除了来源国之外，运送问题同样严峻。大致而言，战前和开战后的5个月期间，中国从外国进口军火，有香港、安南、和新疆三条路线。

但是从1938年开始，这些运输线逐渐发生危机。首先是安南方面，因为法国政府恐惧日本占领海南岛或其他地方去威胁安南，因此一再阻扰西方国家军火借道运往中国，无论是武器来自德国、意大利、或苏联，一律加以阻扰。此时欧洲局势的恶化使中国政府开始察觉到，武器入境问题将日益严重，不论是香港和海防都会产生困难，因此开始考虑假道缅甸。

到了8月份，天主教于斌主教向政府提供情报称，法国其实早在1937年10月就已经向日本允诺此后将不准中国军火经过安南运到国内，所以后来的军火运送一直是秘密进行，以免招致日本人责备法国失信。但是随着日本对法国和英国的施压度大幅增加，1938年底，外交部长王宠惠报告，法国对于由安南和广州湾进入中国的军火，限制更为严格。

但是到了1939年，主战派才首度警觉到世界局势可能影响中国军火供应的可靠性，而预先储藏足够的军火也成为此后抗战长期部署计划的一个重点。雪上加霜的是，武器经由外国漂洋过海地运送进入中国的过程，完全不在中国政府控制范围之内，只能仰仗他人鼻息。偏偏在此时节，中国军火由缅甸运送到云南的中途发生爆炸，一夕之间损失数千吨，价值1亿元。

随之而来的是，到了1940年夏季，英法两国果然向日本屈服，宣布关闭安南和缅甸通道。

这一切难关让中国军队在1938年就开始陷入武器严重不足的困境。依据军令部4月份资料显示，中国军队无论前方或是后方，每个师的枪支多者不过三千左右，少者不足二千。而轻重机关枪尤弱，炮少又弹缺。难怪徐永昌感叹，“今日与敌人只拼血肉与精神耳。”

更具体地说，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前线战区是第3、5、9战区，在此广阔前线共部署约96个师共63万士兵，但是装备却只有步马枪约20万支，轻重机关枪约一万五千挺而已。更有甚者，整个中国军队全部重武器只有野炮325门，山炮100门，轻重榴弹炮88门而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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