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新媒体
综合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福布斯》网站等外媒6日报道，罗马尼亚总理乔拉库决定拒绝出席巴黎奥运会闭幕式，原因是他指控美国队“可耻地”抢走了罗马尼亚体操运动员的一枚奖牌。
报道称，在8月5日的女子自由体操决赛中，18岁的罗马尼亚选手安娜·伯尔博苏原本得分排名第三，让该国自2012年以来首次重返奥运会领奖台。但是在美国队对分数提出申诉后，排名被修改，伯尔博苏变为第四名，这枚奖牌被美国选手乔丹·切尔斯获得。
7月28日，罗马尼亚选手安娜·伯尔博苏在平衡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报道称，美国选手切尔斯原本分数排名第五，但美国队向裁判提出申诉，理由是她有一项技巧分数最初没被计入，很快她的分数从13.600分升至13.766分。这导致切尔斯超过了原本排名第三的伯尔博苏。
现场视频显示，伯尔博苏当时拿出了国旗准备庆祝，但抬头看到大屏幕的分数排名变化，露出震惊的表情。得知自己无缘奖牌后，她流下了眼泪，教练在旁边安慰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伯尔博苏发布了自己比赛时的视频，并配文写道：“感谢所有在比赛前、比赛中和比赛后鼓励我的人。”
此事引发罗马尼亚方面的愤怒。罗马尼亚总理乔拉库在帖文中写道：“在这样一场推崇尊重、理解和卓越等价值观的盛大比赛中，一个通过诚实赢得奖牌的孩子，竟然被残忍地剥夺了她四年努力的成果，这是不可接受的！看着她在流泪，平静地接受这样的事情，我无法忍受……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观众和我们罗马尼亚人一样，都被这可怕的一幕震惊了，这表明在这项比赛的组织体系中，某个地方出了问题。”
图为罗马尼亚总理乔拉库，他表示美国不公平地利用其作为体育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修改了比赛结果（资料图/外媒）
乔拉库表示，“体操比赛发生丑闻后，我决定不出席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我们的运动员遭受到绝对不光彩的对待。” 乔拉库还认为，美国不公平地利用其作为体育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修改了比赛结果。
《福布斯》网站称，另一名罗马尼亚选手萨布丽娜·马内卡-沃伊内亚当时因为“踩线出界”而被裁判扣掉了0.100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体育评论员约翰·罗斯里斯伯格在赛后指出，通过回看录像可以发现，她的脚明显仍在场地边界线内，是裁判的判罚有误。此事更是加剧了罗马尼亚方面的愤慨。
报道指出，如果分数被改正，萨布丽娜的得分将从13.700分升至13.800分，她将从与伯尔博苏并列第四升至第三位，夺回被美国队拿走的铜牌。但唯一的问题是：颁奖仪式已在5日举行，而国际体操联合会从未在比赛结束后剥夺奖牌，除非是运动员被发现违反规则，例如被查出使用兴奋剂。
延伸阅读
美国奥运田径选手埃里扬-奈顿兴奋剂阳性案件的诸多疑点仍悬而未决，正在引发日益广泛的担忧，我们认为，对这些疑点需要一个更加明确的答案，而不应不了了之。因此，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如公布样本浓度、提供相关证据、独立第三方检测等，同时应对美国参加巴黎奥运会的田径运动员实施更加严格的检查，以确保奥林匹克赛事的公正性，还世界一个干净的奥运场地。
2022年7月21日，莱尔斯（中）、贝德纳雷克（左）与奈顿（右）在颁奖仪式上（资料图/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根据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的说法，奈顿在今年3月26日的兴奋剂赛外检测中被查出呈类固醇（群勃龙）阳性，而这是由“运动员食用了受污染的肉类引起的”，因而决定不对其实施禁赛处罚。然而群勃龙并非常见污染物，它可以起到增强爆发力的作用，但副作用也很大，因此很多国家都明令禁止食品动物中使用群勃龙，它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禁用清单》中被明列为非特定物质。近年来，全球测出过的数百起群勃龙阳性案例，绝大多数都是基于4年禁赛的标准予以处罚，为何奈顿偏偏例外？这种小概率事件又是如何“恰巧”发生在奈顿身上的？
特别是，在奈顿案件中，所有调查结果均来自USADA的一家之言，其真实性有待WADA的核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关奈顿的“无罪声明”目前已被USADA从官网中撤稿，一并被撤稿的还包括其过往无过错污染案件的声明与报道。这一连串蹊跷动作不免引发猜测，USADA需要回应外界对整件事各个环节的质疑和关切，而奈顿作为一个有着高度嫌疑的选手，也应该受到更加严格的反兴奋剂监管。
长期以来，由于美国在反兴奋剂领域“只能我查你，不允许你查我”的霸道做派，导致其国内的反兴奋剂工作程序和标准参差不齐，对美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处理也极不透明，形成了巨大的体育暗箱。WADA主席班卡此前直接言明，包括职业和大学体育运动员在内高达90%的美国运动员，都没有遵守WADA相关条例。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对国内运动员滥用药物的情况是否疏于监管，甚至有意包庇。
以不久前刚刚在美国国会痛陈“不再信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菲尔普斯为例，他在2009年的吸毒丑闻震动世界。然而对这一情况美国相关机构竟“浑然不知”，直到一家英国媒体将照片公之于众，菲尔普斯才不得不承认吸毒并向公众道歉。按照规定，菲尔普斯理应被禁赛2至4年，但最终美国游泳协会也仅仅以禁赛3个月的处罚将此事轻轻带过。这让人想起同样以“反兴奋剂旗手”自居的美国田径运动员刘易斯，他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获得男子100米金牌。2003年在一位美国医生的爆料下，刘易斯承认自己在美国队选拔赛期间的3次药检都没有通过，但美国奥委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过去漏洞百出的案例表明，仅靠美国相关部门“自查自纠”，难以让人相信美国队选手的清白。特别是，如果按照美方“谁成绩好就应该重点查谁”的逻辑，那么在田径、游泳等美国长期占据优势的领域，美国选手尤其应当受到“重点照看”。接受来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国际检测机构（ITA）、“世界田径”（World Athletics）等相关国际组织的监管，是证明美国金牌干净与否的一个有效途径。
与此同时，人们还怀疑，美国选手是否假借患有哮喘、多动症等病症的名义，滥用“治疗用药豁免许可”，堂而皇之地“合法吃禁药”。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行车独立改革委员会2015年曾表示，滥用“治疗用药豁免”在体坛十分常见，甚至在申请豁免的运动员中，约有90%都是为了提高比赛成绩。而根据此前被曝光的材料，在那些获得豁免的运动员名单中，美国运动员的数量高居榜首。这当中是否存在猫儿腻，相关运动员的申报是否属实，同样需要借助外部监督和审查的力量。
美国常常在国际场合大谈规则，但对人对己往往是两套规则，在反兴奋剂问题上同样如此。虽然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是《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签约方，但美国国内的四大联盟根本不受《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管辖，导致其对违规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处罚，并没有遵守国际通行标准。人们的直观感受是，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与美国选手形成竞争的外国选手，美国动辄以己度人泼脏水、“先发制人”使绊子，而对自己国内那些违规运动员，却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正因如此，美方对奈顿兴奋剂阳性事件的调查很难令人信服。美国作为体育大国，理应在反兴奋剂问题上做出表率，包括奈顿在内的美国选手是否使用了兴奋剂，不应当只由美国说了算，而应该把这个问题交给更加权威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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