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崔健
1986年5月,崔健登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表演作品《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今天,他的音乐唱出的不只是一代人的声音。
△崔健
田川:您来之前在做什么?
崔健:刚起床。
田川:您昨晚在忙什么?
崔健:做音乐,要参加一个艺术双年展。我们有一个作品叫《外面的妞》,讲外星人降落地球,十几年前写的,但不是很大众口味的东西。
田川:感觉您对科幻、外星人、量子等话等题都很感兴趣,涉猎非常广。
崔健:其实没有那么广,只是对这些感兴趣而已。首先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定型,我不愿重复过去做过的事情。所以我最大的压力就是时间太多了,不允许拿出任何自己都不感动的东西。唯一不变的,是我不断地在更新,提出新的质疑。
崔健:很多人认为老崔后来没有作品,为什么又搞演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红旗下的蛋》之后创作的任何作品,也不知道我拍了一部电影。他们认为你只是在苟延残喘,利用过去的资源发余光,折腾不了几年。他们认为我在说大话。我说这是我B面的开始,A面已经结束了。
窦文涛:你在严肃的思考、观察,但似乎你关注的人也不听你的声音,你会觉得矛盾吗?
崔健:错位。常常有人跟我说,老崔你怎么谈论政治问题,你还是回去好好唱歌吧。大量的人这样说我,看不起我,说你不就是唱歌的吗。甚至有人说“婊子无情,戏子无意”,你怎么可能谈论这么严肃的问题。
——崔健近期采访
崔健:这种质疑状态几十年都一样,但质疑什么,怎么解答,发生了变化。
田川:比如发生了什么变化?
崔健:比如我们曾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主导权的领域,但可能是因为我们当时太年轻。当你岁数大了以后,会发现很多机会就摆在身边,就看你有没有勇气抓住它。而且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从小事做起,从容易得事做起。千万不要放弃,也不能空想。光想不做,光做不说,都有问题。
这个餐厅就代表我们从小事做起,实干。之前除了演出和录唱片,我没有机会做其他事。现在有餐厅了,干起来。这里有好吃的,好音乐,装潢非常好,非常轻松。而且大家不会觉得进入了一个高消费区。这儿的声音非常好,没有一个餐厅有这样的声音。
田川:他们跟我说,这里每一个音箱角度都是您亲自调的。
崔健:我们做了很多实验,这么大的系统,就一个笔记本的耗电量。它不像一个音响墙打在你的耳朵,而是环绕着你。无论听什么音乐,都有沉浸感。我们只在空间里加了音响,地面、墙面都没有做隔音处理,省了一大笔成本。但是我们说话仍然很畅通,不会有别的频率干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餐厅做成可以让所有就餐者,有共同感知分享的空间呢?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健康吗?
艺术家应该不断发现社会问题,创造新的想法。不是十天一个,而是一天十个。
尽管他被公认为中国摇滚第一人, 但他的意义超越摇滚。
——作家 周国平
田川:您的作品总能打动人,经过不同时代,它们仍然很能让人共鸣。
崔健: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听我的音乐,而且越来越少。我并不太在意这些。这是我必须承担的结果,因为我做的是实验音乐。但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理解和喜爱异类的人,只有音乐给异类留了非常大的空间,你越不一样,我越喜欢你。
田川:当年您以军裤、皮靴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声音一出,全场沸腾,大家说原来可以这样。
崔健:这就是摇滚本身的魅力,我只是上了摇滚乐的车而已。随着工业发展,有了电,有了扬声器,大的音响聚集,观众的人数越来越多,它就变成社会活动了。这个时候摇滚乐落地中国,我恰好在门槛上。我当时有一种潜意识,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听的那些音乐不如听这个。你要是没听过,我就给你做出来。
田川:那您有想过可能会失败吗?
崔健:没想过,就想肯定能成。
田川:老一辈艺术家能欣赏摇滚乐的形式吗?
崔健:我记得第一次带着《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去比赛,几位大咖在那儿一坐,很严肃。
田川:他们什么反应?
崔健:没表情,但起码这帮孩子好玩、认真、有才华、敢表达,一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否则不可能给我这么重要的机会,在1986年5月9日。(注: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表演作品《一无所有》,开启了中国摇滚乐时代)
田川:您的作品一直有批判、严肃的内容,就是有看不惯的事情发生。
崔健:对,我觉得一个开放的社会,音乐是没有煽动性的。周边的不公,人天生就能看到。不是说没有艺术就看不见了,跟那没关系。艺术家的表达一定是因为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公,他应该反映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艺术,文化就是“奶嘴文化”,把嘴堵住,孩子没有营养,一定会出问题。孩子哭是好事,他在告诉你他有问题。
如果我在所有采访中都不这样表达,逐渐就会让很多人会失望。我在商业上的成功已经不用再去怀疑,财务自由,住自己的房子,开自己的车,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在看社会问题。不是说开上车了,有了房子,社会就没问题了,不能这样看待自己的生存环境。希望年轻人可以不断去突破这些。
田川:那您最近有什么看不惯的事情吗?
崔健:人要是没有愤怒,还有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反应,有话就说,有火就发,是很正常的状态。
田川:生活中您也这样直率吗?
崔健: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人说老崔挺随和的,不像音乐中那样暴躁。
田川:您如何评价自己?
崔健:我也觉得自己很好,很好打交道。比如有人说不希望我唱某首歌,那我今天就不唱了,我也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
田川:那您最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崔健:我不知道,太多了,这是个特别抽象的问题。我觉得我坚持最多的可能就是没有停止质疑,包括对自己、对精英、教育系统的质疑,对新闻、自媒体、商业形态的质疑,都有。
崔健:不会为钱
放弃音乐严肃性
崔健:艺术家的使命是洗礼常人。你的身体需要洗澡,灵魂同样需要洗澡。经常看艺术,你的灵魂是健康的,只有这样,你才有力量。有前辈,有后者,国家的能量才能真正被调动起来。不能总是把孩子送出国吧,这是你的未来吗?
对话 崔健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今天,崔健的音乐唱出的不只是一代人的声音。
田川:您的《继续》特别打动我们的导演,她和她的朋友抱头痛哭。
崔健:我在创作的时候也流过泪,莫名其妙眼圈就湿润了。我不能允许自己拿出任何我都不感动的东西。社会就像一个高处你要攀爬的扶手,但它是浮动的,和抓单杠是两回事。你要保证自己永远不撒手,一旦放手就是碎尸万段。你怎么练这块肌肉,怎么拥有这个能力,我好像在《继续》里找到了。
我希望未来的年轻人,将来一代一代的人,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理解到,严肃的音乐创作者的状态。我觉得音乐完全可以承载最庄重、最严肃的思考。
田川:您曾经那么辉煌,有那么大的轰动和反响,但您说现在作品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人在听,会有落差吗?
崔健:我为什么要做音乐?就是为了观众高兴吗?为了挣钱吗?我们推掉了大量一线的广告,就是要证明我不是缺钱花的人,你让我挣那钱有什么意义?因为挣钱而降低我严肃性的信誉,我为什么要做?如果创作类似《二无所有》的歌曲,我就跟做广告一样,无非就是在讨好观众,我可以不用思考。
田川:但是当您创作了一个作品,您怎么能确认它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
崔健:我从来没有确认过,最起码我做了这个记录。一个人在若干年前,通过音乐记录了世界变更给人带来的影响,我能做到这个就可以了。
田川:对您来说艺术的标准和底线是什么?
崔健:艺术家的属性应该是能量属性。如今广告音乐,再加上标准的“奶嘴”市场音乐,你孤独了我就给你孤独的音乐,算出来给你听。给你时尚,给你排行榜。艺术家一生追求的,是创作出有永恒价值的作品,而时尚正好相反,只要有两个月的价值就够了。他是为了商业,为了广告,为了生存,为了养家让孩子上学,他说出一万个理由,没有一个跟艺术有关。
现在的问题是所有属性紊乱,跨越自己的属性去获取另外的东西,勾兑都是我看不惯的。所以我说我应该去演讲,大家越能同意我的观点,这个世界越和平。现在中国有交叉学院和混沌学院,但我认为应该再有一个属性隔离学。职业上广泛的开放,属性上严格的隔离,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千万别想着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隔离能力的人,一定会造成社会混乱。大家属性划分了以后,世界就和平了。
田川:我觉得您还挺理想主义的。
崔健:恰恰不是,这跟乌托邦不一样,乌托邦是个污名。
田川:我的意思是您将希望寄托在每个个体身上,它需要每个人都高度文明化。
崔健:没错,每个人都需要。只不过我们常常认为解决问题的是“高高在上”的人,忘记了最简单办法是我们自己解决。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家恰恰有最好的机会,如果这个时候哑音了,你可能就失去了最能发光的时机。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到了必须表达的年纪。过去可能羞羞答答,但现在我认为应该多跟人分享,不必过于在意其他方面的得失,到时候了。
制作人:张燕
编导:周佳榕
编辑: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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