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历史中，天宝年间发生的安史之乱无疑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其不但标志着唐王朝的由盛转衰，还留下了许多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不断被后世文人所提及。
安史之乱作为一场军事叛乱，原本是彻底的政治事件，但随着杨贵妃在马嵬坡的香消玉殒，让这个故事又多了些传奇色彩。
《资治通鉴》中更有“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的记载。
这让人们对安禄山的起兵动机有了新的看法，但这段文字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却没有提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安禄山和杨贵妃作为天宝年间左右政局的关键人物，他们的事迹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记载较为全面，但关于两人的互动却鲜有提及。
在这两部史籍中，只记录了安禄山自认为杨贵妃之子的故事。
据记载安禄山当时在进入长安后，曾经向杨贵妃表示要做她的儿子，并得到了杨贵妃的同意。
之后每次安禄山入宫，他都会先向杨贵妃请安，之后才拜见玄宗，唐玄宗一度为此感到不快，但安禄山解释说胡人的生活中都是先拜母亲再拜父亲，唐玄宗这才释怀，还重赏了安禄山。
这件事在后续的《资治通鉴》等史书中都有记载，因此被视作信史，要知道安禄山比杨贵妃整整大了16岁，其自认为杨贵妃儿子的行为确实令人大跌眼镜。
不过换个角度考虑，安禄山作为当时国内最有权势的军事将领，其在过人的军事才能之外，政治智慧也非常突出，他非常善于通过贿赂或巴结大臣构建关系网，这也是他能够平步青云的重要因素。
除了杨贵妃和其兄长杨国忠之外，安禄山还曾经巴结过重臣李林甫，因此其做出这种行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而当时杨贵妃是唐玄宗身边最受宠的红人，能够得到杨贵妃的认可，就能够提高自己在唐玄宗心中的地位，安禄山自然不会放过这条捷径。
因此笔者认为，其先拜杨贵妃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政治作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正史的记录中，安禄山更多的是把杨贵妃当作一种政治工具，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瓜葛。
但到了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却突然多了些不明不白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在史学研究领域一般被等同于正史，这都是因为司马光在史料选择上的审慎态度。
但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记述中，司马光却加上了很多不见于正史的细节，且没有留下真实性待定的批语，这在《资治通鉴》全书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资治通鉴》中补充的情节大多是关于安禄山和杨贵妃的亲密关系，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贵妃洗儿”一事。
据记载有一年安禄山生日过后不久，其便被杨贵妃召入宫中，作为母亲的杨贵妃想要效仿当时的母亲给自己的“儿子”做一次洗礼。
安禄山听到这个荒诞的要求后也没有抗拒，反而从容地脱掉了身上的衣服，将杨贵妃赐予他的绸缎披在了身上当作婴儿的襁褓，之后还接受了杨贵妃的洗礼，这引得后宫众人哄堂大笑。
正在附近走动的唐玄宗听到了后宫的笑声，于是叫来宫女询问情由，得知真相后他也赶来观看这场独特的洗礼仪式，在洗礼结束后他还重赏了杨贵妃和安禄山。
而且自此之后，安禄山可以没有任何阻拦的进出后宫，甚至经常和杨贵妃一同用餐，还偶尔留宿宫中，这才有了前面提到的“丑声闻于外”，但唐玄宗却对此不以为然。
从《资治通鉴》的用词上，我们可以认定，这些补充的情节受到了当时文人学者的普遍认可，也让人们对于安禄山和杨贵妃的关系浮想联翩。
虽然书中最多只提到了“丑声”，并没有给安禄山私通杨贵妃一事盖棺定论，但这对民间文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导致安禄山和杨贵妃文学形象发生巨变。
在讨论《资治通鉴》问世后的影响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 唐代笔记文学和野史中安禄山和杨贵妃的形象变化。
唐代姚汝所作的《安禄山事迹》，是我们了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事件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在针对安禄山起兵原因的描述中，他写下了“由是，禄山心动。及动兵，闻马嵬之事，不觉数叹”的语句。
这段文字将安禄山对杨贵妃的喜爱明确表达了出来，甚至还将其作为安禄山兴兵反唐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当安禄山听闻杨贵妃魂断马嵬坡之后，还出现了短暂的茫然，由此可见其对杨贵妃的用情之深。
本书作为第一次提出安禄山对杨贵妃存有私情的作品，并没有关于两人存在私通行为的记述，安禄山对于杨贵妃的喜爱，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广泛理解，因此没有对二人的形象产生太大的影响。
在晚唐时期的笔记文学中，有不少安禄山受到唐玄宗和杨贵妃宠爱的内容，但对于杨贵妃和安禄山的私情却没有提及，即使有很多关于杨贵妃的艳情描写，男主人公也均是唐玄宗，这也符合《长恨歌》等作品中对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深情的描写。
直到宋代初期，情况出现了变化，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的故事开始变得丰富。
其中秦醇的《骊山记》对后世影响最大，该笔记文学记录了唐代守宫使后人描述的故事，其中包括安禄山在洗儿仪式上抓伤杨贵妃胸部，唐玄宗竟然不以为忤逆，反而和他一同作诗咏乳的事情。
以及安禄山在起兵时告诉部下自己此战不止为了除掉杨国忠，还要“并见贵妃叙吾别后数年之离索，得回住三五日，便死亦快乐也。”这段话在当时的民间广为流传，因此唐军才逼迫唐玄宗处死了杨贵妃。
《骊山记》中的这些情节较为离奇，且充满了香艳的描写，这让其在宋代迅速流行，加之这种说法和民间文学鼓吹的“红颜祸水”等概念十分契合，便逐渐转变为民间文化的主流。
我们也可以大胆猜想，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也受到了这些笔记文学的影响，这才在严肃的史书中，加入了两本《唐书》中不曾出现的桥段。
在宋代《骊山记》等作品流行开之后，文学作品中安禄山和杨贵妃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在很多明清时代的小说中，他们二人经常成了君主荒淫，或者男女私通之事的开场白，比如在《喻世明言》中就有这样的段落：
唐明皇宠爱杨贵妃之色，春纵春游，夜专夜宠。谁想杨妃与安禄山私通，却抱禄山做孩儿。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安禄山和杨贵妃的故事成为了很多小说作者加工的对象，他们在书中对两人之间的奸情进行了细致的刻画，甚至还凭空设置了多场唐玄宗“捉奸”的桥段。
这都是为了满足读者们的猎艳心理，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上极受欢迎，但文字质量却粗鄙不堪。
与此同时，这种描写方式也让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人们开始忽视当时唐朝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的弊端，反而将个人情欲当作战争的主要因素，这让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甚至将小说当成了正史。
清代时，更是出现了通篇艳词的《玉妃媚史》等小说，将安禄山和杨贵妃之间的奸情作为主线，这种书的流行，让曾经被视为忠贞爱情代表的唐玄宗和杨贵妃沦为了笑柄。
清代戏曲作家洪晟对于这种情况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其潜心创作了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古典戏剧代表作《长生殿》，这才稍稍扭转了人们对于杨贵妃的错误印象。
笔者认为新旧《唐书》中对于安禄山和杨贵妃的关系描述，是更接近于史实的，杨贵妃对安禄山来说，只是其博得唐玄宗信任和喜爱的工具。
但在宋代之后，随着儒家学说的复兴和理学的兴起，女性的地位一再降低，这让她们成为了很多历史事件中的“背锅侠”。
杨贵妃和安禄山的私情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人们会因此将安史之乱的发生，全部怪罪到杨贵妃的头上，即使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
随着杨贵妃红颜祸水形象的逐渐确立，民间文学对于杨贵妃的诋毁和丑化也开始出现。
这对于杨贵妃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安禄山也从枭雄变成了一位痴情人，这对于人们了解历史真相是极为不利的。
作为官方编修的史书，《资治通鉴》对贵妃洗儿等内容的采录，怕是要为这些后果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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