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1012年—1077年），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
邵雍，河南林县人，北宋儒家五子之一。
少时刻苦读书并游历天下，曾出游河、汾、淮、汉，并研读《河图》《洛书》与伏義八卦，学有大成。
宋仁宗嘉祐与宋神宗熙宁初，两度被举，均称疾不赴。
老年时出游必坐一小车，由一人牵拉。
所著《渔樵问对》通过樵者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
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
《言行吟》
宋朝·邵雍
能言未是难，行得始为艰。
须是真男子，方能无厚颜。
《观易吟》
宋朝·邵雍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备於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於心上起经纶。
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
《渔樵问对》是邵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理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作品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创作的，当时邵雍已经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学者和诗人，他曾经参与过王安石变法，也曾经遭到过排挤和打压，他对社会的现实和理想，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追求。
他在《渔樵问对》中，借用了《庄子》中的“渔父”和《诗经》中的“樵夫”的形象，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展开了一场关于天地万物的对话，既有诗意和趣味，又有哲理和启示。
《渔樵问对》通过渔樵问答论万物兴亡的道理。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渔樵问对】
北宋邵雍
《渔樵问对》之论无愧于心
原文（七）：
渔者谓樵者曰：“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廉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
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义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义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远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聪明乎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无口过易，无身过难，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既无心过，何难之有！吁，安得无心过之人，与之语心哉！”
注解：
渔夫说：“治理天下，百姓必然崇尚行动；天下将乱，百姓必然崇尚言论。崇尚行动，则诚信之风盛行；崇尚言论，则诡诈之风盛行。治理天下，百姓必然崇尚仁义之理；天下将乱，百姓必然崇尚利益。崇尚仁义，则廉洁谦让之风盛行；崇尚利益，则争夺之风盛行。
夏商周时期，百姓崇尚行动；春秋战国时期，百姓崇尚言论。崇尚行动必然重视仁义，崇尚言论必然重视利害。仁义与利益相比，相差到底有多远呢？
言出于口，不如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如尽其所能。言出于口，人是听到的，而行动于身，人是看到的；若能尽其所能，天上的神明也能感知。人是聪明的，不可欺骗，更何况神明呢？所以无愧于口，不如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如无愧于心。无愧于口易，无愧于身难；无愧于心更难。既然能做到了无愧于心，还有什么可怕的！哎！再者讲哪里能找这种无愧于心之人与之交心畅谈呢。”
《渔樵问对》之论我与物
原文（五）
渔者与樵者游于伊水之上。
渔者叹曰：“熙熙乎万物之多，而未始有杂。吾知游乎天地之间，万物皆可以无心而致之矣。非子则孰与归焉？”
樵者曰：“敢问无心致天地万物之方”
渔者曰：“无心者，无意之谓也。无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后定能物物。”
曰：“何谓我，何谓物”
曰：“以我徇物，则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则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焉？万物亦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万物亦我也，何万物之有焉？我亦万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
注解：
渔夫和砍柴的游于伊水之上。
渔夫感叹说：“熙熙攘攘的万事，纷繁复杂。而我知道人生于天地之间，万事万物都可以以无心来了解，但并不是说你很熟悉，就认为对它很了解啦。”
砍柴的问：“那如何以无心来了解万物呢？”
渔夫说：“无心，就是无意；无意之意，不以人后天思维来了解万物，这样才能在万事万物中找到相通之处。”
砍柴的又问：“那什么是我？什么是物呢？”
渔夫答：“以我来感知万物，你会发现我就是万物；以万物来感知我，你会发现万物就是我，我与物皆一致，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若懂得，天地即万物，万物即天地；万物即我，我即万物；则就拥有驾驭天地之能，也可拥有通鬼神之性，更不用说是人与物啦。
中国哲学最高境界《渔樵问对》
体和用是哲学概念，体在发挥作用之前只是它的本质，发挥作用中表现的是它的变化。所以通过意会得到的才是本质，通过语言传授的都是表象。
怎么样能够通过现象看到本质，再通过本质追逐变化呢？初级以目观物，用眼睛感知世界。其次以心观物，用价值观和主观思想辨别是非。最高以理观物，在无我的状态下，去掉自己所有主观思想，客观看待世界。
人力与天命。即使渔夫把渔具带全，也不一定钓到鱼。但是渔具不全一定钓不到鱼。带不带渔具由渔夫决定，钓不钓到鱼就是命了。从天命论，常叹老天不公，如果从宏观角度来看，帝王将相也是在无法预测的一生中，不断经历好事、坏事，茫茫众生也是如此，并无本质区别。从人力论，放平自己的心态，顺应天命，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中的精彩，足矣。
《渔樵问对》节选：
樵者问：“有人祈祷鬼神而求福，福可以求到吗？”
答：“言行善恶，是人的因素；福与祸，是天的结果。天的规律福善祸灾，鬼神岂能违背？自己做的坏事，岂能逃避。上天降下的灾祸，祈祷又有什么用？修德积善，是君子的本分。这样做就不会有灾祸来找！”
问：“有行善的而遇祸，有行恶的而获福。为什么？”
答：“这是有幸与不幸之分。幸与不幸，是命。遇与不遇，是分。命与分，人怎么能逃避？”
问：“什么是分？什么是命？”
答：“坏人遇福，不是分是命，遇祸是分不是命。好人遇祸，是命不是分，遇福是分不是命。”
渔者对樵者说：“人与人的亲情，莫过于父子；人与人的疏远莫过于路人，如果利与害在心里，父子之间就会像路人一样远，父子之间的亲情，属于天性，利与害都能夺掉，更何况不是天性的，利与害祸人，如此之深，不能不谨慎！路人相遇一过了之，并无相害之心，是因为没有利与害的关系。若有利与害的关系，路人与路人、父与子之间又如何选择呢？路人若能以义相交，又何况父子之亲呢！所谓义，是谦让之本。而利益是争夺之端。谦让则有仁义，争夺则有危害。仁义与危害相去甚远。尧、舜是人，桀、纣也是人。人与人同，而仁义与危害却不同。仁慈因义气而起，危害因利益而生。利益不会因义气而争夺，否则不会有臣杀君、子杀父之事。路人相逢，也不可能因一眼而情投意合。”
樵者问渔者：“我经常扛柴，扛一百斤也伤不了我，再加十斤就伤了我，为什么？”
渔者答：“扛柴我不清楚。以我钓鱼之事论之，其理一样。我经常钓到大鱼，与我较量。欲弃之，不舍得，欲钓取，又不容易。很长时间才能钓上来，有好几次溺水的危险。这不也是伤身的忧患？钓鱼与扛柴虽不一样，但因贪而受伤则无两样。一百斤，力所能及，再加十斤，则在你力所之外。力所之外，加一毫都是有害，何况十斤！我贪鱼，又何异于你贪柴呢？”
樵者感叹道：“从今以后，我知道做事量力而行才是有智慧的。”
《渔樵问对》是邵雍的书，七千多字，天、地、人、时间、空间统统总结了一通。
最后几段说君子小人，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
《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扩展】
邵雍，河南洛阳人，北宋理学家、诗人、音乐家。是周敦颐的弟子，程颐的师兄，与程颐、张载并称为“三程张”。他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宋代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歌以“梅村体”著称，风格清新淡雅，富有哲理。他的音乐创作也有很高成就，他曾经编写了《梅花引》等曲谱，被后人视为“乐圣”。
邵雍的一生，经历了宋朝的兴衰和变革，他亲历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也见证了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熙宁新政等历史事件。他对时代的变迁和人生的苦难，有着深刻的感悟和思考，他致力于探索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和规律，以及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完善。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家、道家、佛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被称为“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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