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彩礼的习俗已流传上千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几经波折，但彩礼至今仍存在于国人的生活习惯中，即便在极端贫穷的年代也不曾消失，如今则伴随着经济繁荣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价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和《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彩礼规定》）均对此进行了规范。为澄清实践中的认识误区，我们需要对彩礼的功能、范围、返还规则予以明确。
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之赠与
彩礼最初的意义是作为聘定的信物。《唐律疏议·户婚》“许嫁女辄悔”条规定，“议曰：婚礼先以娉财为信，故《礼》云：‘娉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注云：‘娉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酒食非者，为供设亲宾，便是众人同费，所送虽多，不同娉财之限。若‘以财物为酒食者’，谓送钱财以当酒食，不限多少，亦同娉财”。在历史上，法律对聘财的种类与轻重厚薄并无限制，女方收受聘财就产生与婚书同等的法律效力。除法定的违法解约原因外，双方只能朝着既定的成婚方向迈进。如果女方反悔，不仅婚约不能解除，还会被视为犯罪，科以刑罚；男方悔婚无罪，但不能追回聘财，即 “（女方）悔者杖六十，婚仍如约。若男家自悔者，无罪，娉财不追”。
今日所称彩礼，也被称为“财礼”“聘礼”“聘金”“聘财”“下财礼”“过礼”，这些称谓及其含义与古代一脉相承，即确定婚恋关系不变的信物表达，类似于民法上的保证金。如今的民间习俗中，男方给付彩礼代表愿意与女方结婚的要约；女方收受彩礼则代表愿意与男方结婚的承诺。因此，彩礼在法律性质上是以结婚为目的之赠与。与古代不同，现行法律不认可婚约的效力，由彩礼而确立的聘定并不产生法律效力。但在各地习俗中，普遍奉行这样的彩礼返还规则：男方悔约，不得要回已交付的彩礼；女方悔约，必须将彩礼返还男方。
彩礼赠与区别于普通赠与
情景不同，赠与的法律意义不同，适用的法律规则自然也不相同。婚前赠与通常有三种情形：相识期间的赠与、恋爱期间的赠与和以结婚为目的之赠与。在成为恋人之前，为求偶而产生的时间、经济和感情投入均是单方自愿付出，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并无合理期待，赠与仅为普通赠与；成为恋人后，双方未必就结婚事宜达成了合意，此时的赠与也是普通赠与。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58条第1款判断其财产返还问题，即“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据此，对于已经交付的动产赠与和已经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不动产赠与，赠与人不得请求返还。
但是，进入筹备婚嫁阶段，恋人之间赠与的财物价值有可能大幅度增加，即以结婚为目的之赠与。此类赠与可能以彩礼为名义，也可能不以彩礼为名义，但其本质相同。此类赠与的发生，往往基于赠与人对另一方信守结婚承诺的期待，且这种期待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这显然与普通赠与不同，属于目的性赠与，应当适用不同的财产返还规则。对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和《彩礼规定》立足于目的性赠与立场，构建了相应规则。《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5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彩礼规定》第5条则进一步明确：“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彩礼的范围具有严格限制
从男女双方认识到确定恋爱关系，再到步入婚姻殿堂，在此整个交往过程中可能广泛存在赠送与回送礼物的情形。既然彩礼的法律性质和返还规则区别于普通赠与，彩礼的范围就应具有严格限制。因此，并非男女双方寻找配偶过程中的所有赠与都是彩礼，只有男方送与女方、用以确定双方即将结婚的礼物或礼金，才能被认为是彩礼。
彩礼包括定情物、聘金、礼物等，其构成包括现金与物品两类。尽管各地彩礼的标准不一，但在同一地区往往存在着不言自明的公共习俗——赠与物是不是彩礼，其实能够被当地民众依据生活经验清楚地辨别。除现金外，作为实物的彩礼可以包括服装、鞋帽、首饰、家具、家电、床上用品等。彩礼支付的目的性则让其与恋爱阶段的普通赠与区分开来。因此，《彩礼规定》第3条将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排除在彩礼之外：（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
此外，彩礼的赠与人一定是男方，赠与时间一定是在婚前。男方在婚后对女方的赠与不是彩礼，因为该赠与不具备彩礼的目的性。同理，婚前女方对男方的赠与也不属于彩礼，若该赠与是基于双方有结婚的合意，可将其解释为目的性赠与，最终未能结婚时赠与人可以请求返还。至于嫁妆，向来被视为女方的私产，按照习惯，离婚时尚存的嫁妆应归女方，现实生活中对此争议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彩礼规定》第5条明确规定了在彩礼返还时要考虑嫁妆情况，即应当扣减已经共同消费或已经添附到男方财产上的嫁妆数额。
走出对彩礼的认识误区
对于彩礼问题，需要走出以下误区。其一是将彩礼视为买卖婚姻或借婚姻索取财物。在理想的男女平等情境下，彩礼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但在中国农村曾长期存在着以下习俗——男子迎娶女子到男家成婚，新妇以夫家为居所生活，生育子女并从事一定的家务劳动，妇人与丈夫共同承担赡养男方老人与抚育子女的职责，却不需要赡养自己的父母。这种夫居家庭的建立，对女方家庭而言是纯粹的付出，因此彩礼对女方家庭具有一定的经济补偿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众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嫁妆也普遍增加。这意味着彩礼对女方家庭经济补偿的功能逐渐降低，而资助女方个人和新婚家庭的功能在增加，预期的回报则是将来对男方父母的赡养。因此，彩礼并不必然意味着买卖婚姻或借婚姻索取财物，因为在许多情形下，新娘及其父母并不一定从中获利。如果将聘娶分开而论，只论聘妻付出的彩礼却不论嫁女付出的嫁妆，并忽视婚后夫妻双方的利益衡量，就难以实现男女平等。此外，现行法律不认可婚约解除存在损害赔偿责任，但如今同居生活早于婚姻的情形并不少见，而同居期间女性要承担更多的生育风险；而且，在婚姻市场中，男性与女性的年龄价值在主观上存在差别，对于彩礼问题的理解并不能避开这些现实不谈。
其二是将彩礼与落后愚昧相等同。许多人仅凭自身有限的生活阅历，就将彩礼视为落后愚昧的产物，而忽略了彩礼所存在的社会环境具有多样性。在城市地区，彩礼的形式意义已逐渐大于其实质意义，重要的原因是城市中已不存在从夫居的习俗；但在农村地区，从夫居的习俗和社会环境仍然存在，彩礼具有补偿女方家庭、平衡赡养双方父母的现实意义。在既有生活方式改变之前，自居先进文明而高高在上的视角是非理性的。
其三是将婚姻视为交易、将人格商品化。要正确认识彩礼的意义，就要探寻中华传统文化是如何看待两性结合的。自古以来，彩礼被称为礼金、礼钱，其中“礼”字代表着礼节和伦理观念的仪式性表达，也是彩礼在文化意义上的正当性所在。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常常忘记彩礼的文化意义而追逐其中的经济意义，由此衍生出将婚姻视为交易、将人格商品化的错误倾向。因此，对于今日中国的婚姻立法与司法而言，在保护女性权益的同时，也要避免任何一方利用虚假的婚姻承诺获得巨额利益。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作者：金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25日第29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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