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了青海叛乱，让雍正皇帝在稳固皇权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了一步。继拥立之功后，再立平乱战功的年羹尧，被雍正皇帝视为“恩人”，并要求“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给予了其无可复加的恩宠。 在雍正皇帝“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的指导思想下，雍正皇帝希望和年羹尧之间做到千古君臣知遇的榜样，彰显朝堂和后世。此时的年羹尧，位极人臣、权势滔天、圣眷正隆、一时无两。

但在雍正三年四月，这对“君臣知遇”的榜样之间，却生出了公开化的矛盾。 《清实录·世宗实录》记载了雍正皇帝对时任“抚远大将军”的降职决定： 雍正三年。四月。己卯。年羹尧或系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系诛戮过多、致此昏愦。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陕总督之任。朕观年羹尧、于兵丁尚能操练。著调补浙江杭州将军。 杭州将军，虽为从一品地方驻守武职官员，和年羹尧此前的官职在行政级别上并无太大差别，但杭州将军之“统辖一省八旗驻防军队”的职权，和其之前节制西北四省的大将军比起来，乃系妥妥的降职处理。

雍正皇帝在雍正三年对年羹尧的“降职处理”，经过影视剧《雍正王朝》的演绎和雍正皇帝的“正面修辞”，被认为是雍正皇帝对恃宠而骄、狂悖枉法之年羹尧的最后提醒，是雍正皇帝念在其“谋逆虽实，而事迹未著，尚有青海之功”下，对年羹尧最后一次的恩宠。 但笔者认为，对年羹尧的降职处理，乃系雍正皇帝对年羹尧不满公开化的开端，更是对年羹尧杀心已定的重要标志，绝不是用以提醒年羹尧的所在。 雍正三年四月，在雍正皇帝将年羹尧降为杭州将军时，给予了“或系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系诛戮过多、致此昏愦”的闪烁言辞。

但在这份谕旨之后，雍正皇帝于当月又接连下发了两道谕旨： 一道是“遣吏部左侍郎史贻直、刑部右侍郎高其佩、前往审理年羹尧擅给盐商印票”一案； 另一道则是责令年羹尧“明白回奏”此前“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等诸多僭越狂悖之罪。 啥意思？ 也就是说，雍正皇帝将年羹尧降职处理以后，没等年羹尧再有任何动作，没给年羹尧任何的悔过之言行，就立马展开了对年羹尧此前罪行的审查和清算。

而且，年羹尧在调任杭州以后，朝堂上下立马展开了对年羹尧的弹劾浪潮。《清史稿·列传八十二》有载： 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前山西巡抚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锺琪、河南巡抚田文镜、侍郎黄炳、鸿胪少卿单畴书、原任直隶巡抚赵之垣交章发羹尧罪状，侍郎史贻直、高其佩赴山西按时捷劾羹尧遣兵围郃阳民堡杀戮无辜，亦以谳辞入奏。 朝臣对年羹尧的“落井下石”之举，雍正皇帝非但没有给予理性认识和及时制止，反而“命分案议罪”，正式摆开了对年羹尧的清算行动，而且并未采取“数罪并议”的常规性处理，誓要将年羹尧的罪证多样化、全面化、系统化。

更重要的是，在刚刚下达审理命令以后，尚未给出年羹尧具体罪证之前，雍正皇帝就急切的“罢羹尧将军，授閒散章京，自二等公递降至拜他喇布勒哈番，乃尽削羹尧职”。做完这些处理以后，雍正皇帝立即下令将年羹尧锁拿进京，下狱待审。 如此种种，足以证明雍正皇帝根本就没年羹尧任何的辩解机会，即使是“逮至京师，下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鞫”，也只是安抚病情严重之年贵妃的情绪，给予年贵妃最后的恩宠。

雍正三年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才向雍正皇帝上交列有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的审判结果，（此时，年贵妃的丧礼刚过），雍正皇帝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对年羹尧下达最后处理决定： 谕羹尧狱中令自裁。遐龄及羹尧兄希尧夺官，免其罪；斩其子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极边。 参考文献：《清实录·世宗实录》、《清史稿·列传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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