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会在2000年给予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为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今天越来越多的议员提出法案，要求取消我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过去一年来，美国取消或审视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去年11月，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首次在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取消我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最惠国待遇）。

特朗普在1月20日上任当天发表的《美国优先贸易备忘录》中也要求“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应评估有关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提案”。

到了1月23日，美国多名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共同提出《恢复贸易公平法案》，这也是美国本届国会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第一个取消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法案。

要想知道取消贸易最惠国待遇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就需要先知道什么是贸易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国际贸易中的基本原则，指的是一国在关税、贸易条件等方面给予另一国不低于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待遇。

自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每年都会通过国会延续我国的最惠国待遇。

2000年，美国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为我国加入WTO铺平了道路，自此，我国商品出口到美国时，可以享受美国平均2.2%的低关税税率。

而贸易最惠国待遇，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关键支柱，也可以说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石。

2001年后，我国对美出口年均增长超过10%，贸易顺差从280亿美元更是飙升至2023年的3361亿美元。

而美国，也顺理成章成为我国贸易中的最大顺差提供国。

贸易最惠国待遇下的低关税，让我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中具备价格优势，推动了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并进一步吸引外资不断涌入。

美国一旦取消我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那么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美国取消我国的最惠国待遇，那么美国对华平均关税将从2.2%升至42%，这是美国非最惠国的税率；如果叠加目前美国的301条款关税20%，那么美国对华关税综合税率可能会超过60%。

这也是在竞选时期所提到的，要把对华关税提高60%的由来。

根据瑞银的预测，此举将导致我国对美出口“归零”，并直接拖累我国GDP增长率腰斩。

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当年度我国对美出口500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5%左右，如果失去美国这一市场，那么依赖出口的制造业、电子和消费品行业都将首当其冲。

这背后是数以亿计的就业群体。

这还没有计算绕道东南亚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否则数字会更高。

我国的制造业就业人员数亿人，其中对美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等中间品占比也超过50%，高关税将迫使美国企业转向其他供应商，这也会导致我国相关产业链断裂。

例如，最近美国就已经开始对我国造船业发起调查，试图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以削弱我国在造船业的全球主导地位。

此外，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美国高关税，也会挤压企业利润空间，最终引发就业形势严峻，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可能面临着数百万就业岗位流失的风险。

下滑的还不仅仅会是就业和企业利润，在美国高关税的影响下，出口疲软还会反过来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2024年11月特朗普当选后，人民币的单日贬值就高达1.46%，A股三大指数更是跌幅超3%，这也反映出市场对两个超级经济体脱钩的恐慌。

而那些依赖出口的上市公司，股价也会承压，资本外流的风险也会进一步上升，并冲击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当然，美国也会受到巨大的反噬。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提高的并不是国内制造业的成本，反而是美国采购商的成本，理论上这会迫使美国采购转而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

最终，这会迫使美国企业重构供应链，苹果就是这类例子的典型。以电子元器件为例，美国如果向日韩或欧洲采购，而不是在国内采购的话，那么成本将增加30%至50%，最终成本将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根据高盛的估算，美国通胀率可能会因此上升2个百分点。

除了拉高美国通胀之外，美国对华出口同样也依赖我国市场；2023年，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额高达千亿美元，如果我国实施对等反制，事实上目前已经实施了一部分美国农产品的反制，那么美国农业州也将会遭受重创。

根据测算，美国一旦取消我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那么美国可能会损失1.6万亿美元GDP，和70万个就业岗位。

当然理论上，我国的损失也不会低于美国，因此就经贸问题而言，加征关税的结局一定是双输的。

但加征关税，的确是一个促进谈判，逼迫对手上谈判桌的一个有效行为。

可以预见的是，一旦美国取消我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我国一定会采取反制，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双边都会受损，直到双方达成共识，开始谈判。

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对我国加征关税，最终一直到2020年，双方才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如果还是按照这样的剧本走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至少会在明年双方才会开始接触，进行谈判。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不管是美国还是我国，双方都不太可能承受得起长久性的关税，一方面是美国自身经济也面临着高通胀的压力，而我国的消费就业，以及房地产，也要比2018年时更严峻。

从这个逻辑上来看，双方大概率会在今年开始密集接触，甚至不排除在今年达成贸易协议。

总体来说，一个必要的时间线就是，我国大概率不会在美国取消贸易最惠国待遇之后才开始进行谈判，否则那样的话损失的确会更大。

联想到下个月特朗普就要开始加征对等关税，双方接触可能会更加频繁，而取消贸易最惠国待遇，可能是底线，是原则。

而所谓的美国两党提出立法，大概率也是做给我们看的，恶心一下我们，或者希望我们能够有所动作，早一点上谈判桌。

但这仍然不是长久之计。

去年我国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出口增长喜人，是我国去年增长5%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中美关系的改变，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特朗普是商人，还可以用谈判、交易、协议去达成双方都期望的条件，但下一个四年呢？

万斯、亦或是卢比奥，哪怕是哈里斯卷土重来，在一个四年当选，那么经贸上的关系，可能会比特朗普时期还要严峻。

答案也很简单，我国在制造业的地位的确是不可替代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重要性会下降，从2018年开始，全球化就在美国的影响下，有意识地被重塑了，如今已经过去了两任总统，在今天特朗普的关税推动下，全球化重塑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加速度了。

假以时日，越南和印度制造业不断崛起，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弱，那么最终生产大国的消费问题，仍然只能够靠我们自己。

从目前美国的一系列动作行为乃至战略定位上来看，双方关系越来越弱是趋势，而不是偶发性行为。

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认清的现实。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