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沙的种族灭绝全面展开之际，阿拉伯和西方政府——其中许多深度共谋——却选择以承认一个“假想的巴勒斯坦国”的姿态掩饰自身的责任

这种承认发生在巴勒斯坦人正遭受系统性殖民摧毁、土地被每日掠夺、甚至面临灭绝威胁的时刻。在此背景下，那些所谓“复活两国方案”“以紧急、具体、不可逆的步骤建立和平通道”的行动，被包装成和平进程，却实质上比制止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更“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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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没有保护人民与领土的承认，都是一种蓄意的欺骗。它不仅无效，反而为眼前两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的毁灭提供掩护。当各国政府对暴行视而不见时，空洞的“和平框架”再度被启用，使世界可以在种族灭绝持续进行时继续自欺。

2024年，爱尔兰、挪威和西班牙率先在外交上承认巴勒斯坦，并呼吁其他国家效仿。次年7月，沙特与法国在联合国共同主持首次高级别国际会议，推动所谓“和平进程复活”。会议最终促成了“纽约宣言”，在9月23日以142票通过，宣称承认巴勒斯坦和给予其联合国正式席位是实现两国方案的“必要前提”。但除口头表态外，没有任何具体政策或可执行计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出的“20点和平计划”迅速取代了这一外交进程。许多刚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同样为这一计划鼓掌，尽管它实质上否定了他们的承认以及任何建国前景。

在殖民语境下，“承认”往往成为一种消灭机制。它让被殖民民族在表面上获得合法身份的同时，被规范、被削弱、最终被抹去。无论是“承认”、特朗普的计划，还是早前的美欧倡议，目标都一致——削弱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权与自决权。

2024年，挪威政府在宣布承认巴勒斯坦时，明确将“解除武装与非军事化”列为条件之一，称其为建立国家的“不可逆进程”。这种条件随后被多国效仿。巴勒斯坦人被要求在尚未实现独立之前，就放弃抵抗与解放斗争。

在这种体系下，未来的巴勒斯坦必须保持无武装状态，并维持对以色列的安全与经济依附，以确保犹太至上秩序。这种承认剥夺了巴勒斯坦人在国际法下通过武装斗争反抗外来压迫的合法权利，也彻底封锁了其建立防卫与行使主权的能力。

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确认了民族自决权，保证人民能自由决定政治地位并追求社会与文化发展。但如今的承认机制，却把自决降格为象征性的口号。

西方政府一面宣称支持巴勒斯坦自决，一面自任裁判，决定谁能代表巴勒斯坦、如何治理。所谓的“民主建国”在外部力量操控下运转，选举结果被预设，反抗殖民的人群被系统性排除。教育领域也被深度干预，以“现代化”“去极端化”为名，压制叙事、删除历史，使新一代忘却流亡与剥夺的真相。经济上，拟建的巴勒斯坦国仍被锁定在殖民依附结构中——延续自1994年的《巴黎经济议定书》，在修订名义下维持对以色列的依赖。

表面上，承认被包装成“自决、主权与民主”的语言；实际上，这些概念被掏空。真正的主权意味着自卫能力，真正的自决意味着掌控自身命运的自由。所有西方和平提案的核心，都是对巴勒斯坦自决的否认。这表现为以“和平委员会”或由特朗普与托尼·布莱尔主导的“监督机制”替代自我治理，或通过外部条件实现间接统治。

这种承认并非解放，而是束缚。它使以色列在免于问责的同时获得地区正常化，而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反抗殖民与追求自由的权利。如今已有157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但几十年的“两国方案”支持未能带来国家诞生。瑞典前外长托比亚斯·比尔斯特伦早已承认，这种承认只是“象征性的”，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当种族灭绝进入第三个年头，所谓的外交承认、和平会议与两国方案，只是掩饰暴行的幻影。西方领导人拒绝承认加沙的灾难是种族灭绝，只将其称为“战争”“冲突”或“可悲局势”，并继续谈判与计划。其语言和不作为，正是为逃避《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责任而精心设计。

真正的紧迫任务，不是虚假的承认，而是追究以色列责任、终结其殖民体系、制止种族灭绝，并为受害者争取公正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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