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西学思想的涌入，妇女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而晚清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也开始更新。贤如孟光，良似孟母，自然仍有人想望，而接受新思想的知识者，对贤妻良母的囿于家庭已很不满意。
适逢其时女国民意识的发生，使得新女性形象的出现成为可能。而不少诗文中一再重复的“娶妻当娶”与“嫁夫当嫁”套式，以及“英雄”和“英雌”的对应，正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典型反映。
1902年，创刊不久的《新民丛报》便发表了一组题为《史界兔尘录》的杂记，其中有一则说到：
英女皇额里查白终身不嫁。群臣或劝之嫁，答曰：“吾已嫁得一夫，名曰英吉利。”意相嘉富儿终身不娶。意皇尝劝之娶，对曰：“臣已取得一妇，名曰意大利”善哉爱国之言！
这则故事既传布了新知识，又切合时人的救亡心情，因而在刊物中虽不过聊备一格，不见重要，却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度。当年，柳亚子便写作了《读感赋》一诗，单挑此段记事开说，最先将其引入诗歌：
嫁夫嫁得英吉利，娶妇娶得意大利。
人生有情当如此，岂独温柔乡里死。
一点烟土披里纯，愿为同胞流血矣。
请将儿女同衾情，移作英雄殉国体。
这首诗出自一位十六岁热血少年，于是在本事之外，更渲染出一派慷慨激昂的情调。这自然也为其后的文人所沿袭。在抒发爱国激情的同时，便开始了对于寻找理想女性的转型。
关于理想女性的模范，在晚清的诗文中屡有提及。若为这些古今中外的女子列一排行榜，高居榜首的中国女性应数花木兰，外国女子则贞德、罗兰夫人、批茶、苏菲亚大致不相上下。
其实与花木兰同一类型的还可以举出宋代的梁红玉和明代的秦良玉、沈云英，四人都有过为国抗敌、亲临沙场的英勇行为。因而，革命情绪昂扬的《女子世界杂志》，便分别为四女杰立传。柳亚子的《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沈同午的包括沈云英、秦良玉二传的《女军人传》，无一例外，均以现代语汇，强调了女军人的身份。
军人的本务是保国保种、战场杀敌。若论救国，则以从军手段最为直接。其时已经萌发国民意识的女性，又屡受外患频仍的刺激，便不能满足于以笔墨、宣讲发抒爱国热情，而对行动充满渴望，军旅生活于是为所衷心向往。男性作者撰写的中国女杰传记，尚属以之期望于女子；女性的自我表述中的英豪情怀，则因决心实践，则更为动人。拒俄风潮中，浙江石门文明女塾教员吕筠青写作的《忧国吟》四首，即吐露了这般情思，所追步的古人，也不出上述三杰：
沉忧日抱杞人思，怕见江山破碎时。
叹息蛾眉难用武，临风空读《木兰词》。（其一）
千秋女杰有秦、梁，不信军中气不扬。
我愤时艰无死所，拼教马革裹沙场。（其四）
从空羡花木兰到效法梁红玉与秦良玉的描述，真实、完整的展现了晚清女子由文弱到刚强的人格塑造。其诗以留日女学生报名加入拒俄义勇队以及上海拒俄同志女会的成立为事实依托，故能缩影式地反映时代女性的感情生活。它进而强调的是古代女子的独立之精神，女子上战场，本就是少数，在当时相夫教子的大氛围下，有女子能够征战沙场，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特例。
其他为时人所称颂的古代妇女尚有西施、聂荣、缇萦、王昭君、班昭等。古代女子有名者本就不多，经过晚清文人的大面积发掘，且重新阐释，或表彰其爱国之心，或推其救父情以救国，或赞赏其侠肝义胆、或佩服其著述流传史册，故都以新形象榜上留名。而今天我们所了解到的大多数古代女性形象，多是这一时期着重刻画。
在西学思想的影响下，对于女性的时代要求也发生了新的转变。尤其是这一时期倡导的女性解放，推动了女性新的发展。在传统社会时期，花木兰等这一类女性自然是不被认可的，他们理解的女性自然是小家碧玉、温柔贤惠，征战沙场更不可能。但是因为时代的转变，女性开始寻求自身的独立发展，传统女英雄的发展自然也被赞扬。而之后，在推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巾帼英雄”的出现，她们舍身赴死的气概，无疑不让人佩服。
关于晚清时期的女性解放，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她们要与传统作斗争，又要保障自身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了不少性格坚韧的女性同胞，她们便可称之为时代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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