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我们在背诵唐诗时，有一个地方，可能不会陌生，那就是“受降城”，也叫三降城，三受降城，也称河外三城。

景龙元年(707)五月，张仁愿接替沙吒忠义出任朔方道大总管。

据《旧唐书·突厥传上》记载，沙吒忠义战败之后，突厥军继续进攻唐原（治平高，今宁夏固原）、会（治会宁，今甘肃靖远)等州，中宗绝其请婚，召集朝臣商议抗御突厥对策。

右补阙卢俌建议选拔精良将才抗衡突厥，这反映了中宗朝廷对北部防务的重视，同时也说明突厥南下对唐构成的威胁有多么严重。

特别是默啜进攻鸣沙县对唐军的打击，使朝廷尤为惊恐。

1、张仁愿的“三受降城”

张仁愿之取代沙吒忠义，正是朝廷精心择选的结果。而张也果然不负众望。他上任后不久，就下令修建了三座受降城的防御工程，有效地抵挡了突厥的南下。

关于这三座受降城的记载，主要有《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唐会要》、两《唐书》、《资治通鉴》和吕温的《三受降城碑铭》、李华的《韩国公张仁愿庙碑铭并序》等文献。

关于三受降城，《通鉴》所记最为周详，其书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二年(708)云：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上。

中受降城在黄河北岸，南去朔方千三百余里，安北都护府治焉。东受降城在胜州东北二百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余里。西受降城在丰州北黄河外八十里，东南去朔方千余里。宋祁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关。

修建三受降城，仅花了3个月。

《通鉴》记载三城修筑的同时，张仁愿又在牛头朝那山北设置烽堠1800座，并派论弓仁任朔方军前锋游弈使巡视。游弈使即所谓机动灵活的巡逻部队。入选者骁勇强悍，精通骑射。烽堠的数目很大，且分布广远。

修建城防的主力人手，《通鉴》记载是防守的镇兵。

咸阳籍的二百余人因驻防期满不愿意留下来参加工程而被张仁愿下令处死，按理说他们回家是有正当原因的，但张仁愿以非常时期的军令惩处他们，史文中有张仁愿强悍嗜杀的记述。

张构筑城防是利用突厥主力西征而河套空虚之机完成的，因此时间的要求十分严格。这二百人的惩处显然是张用来警戒修城人员的手段，果然三城及其附属设施很快就构筑起来。

到张仁愿时，朔方军早已经镇军化了。他们服役有一定的期限和固定住所，按一定程序布防调动。他们应当就是修城的主力。

至于三城与横亘绵长的烽堠燧台的修造是否动用了民夫百姓，文献上无此记载。

仅就朔方军所辖人数而论，《通鉴》上引文与两《唐书·张仁愿传》均言筑城之后“减镇兵数万人”，未减者自应较此为多。

利用这些军士修筑三城是讲得通的，但是加上1800所的烽堠数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单凭军队自身恐怕难以胜任。何况这些军队尚处于战争状态，不可能将全部军队都投入到工程上面。

以此推测，张仁愿主持的防御工程也必然要征发大批农民百姓，仅靠军士难以短期内完成的，哪怕工程简单粗糙。

2、三受降城与烽堠的方位

《通鉴》注引宋白曰：

“东受降城本汉云中郡地，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盖汉临河县旧理处。”

东受降城“本汉云中郡地，在榆林县东北八里”，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境内黄河北岸。

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更名五原，开元十年(722)于此城置安北大都护府，后又移徙”，地处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黄河北岸。

西城“在丰州西北八十里。盖汉朔方郡地，临河县故里处。开元初为河水所坏，至开元十年总管张说于故城东别置新城”。其地在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的乌加河岸边。

在牛头朝那山北部修建的1800所烽堠，与三受降城相配套。

牛头朝那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划定在今内蒙古固阳之东，距黄河直线大致50公里。

倘若以此推算，这1800座烽堠其基本走向应与黄河流向并列，呈东西分布，其涉及范围绝非今版地图中小小的牛头朝那山所能限度，至少应横亘在三受降城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烽堠并不在三城一线，而是分布在其北部，与三城相距数十公里之遥。如果以三城为内道防线，那么这些烽堠燧台就是外道防线，而配置的巡边游骑活动范围更北至诺真水（今内蒙古艾不盖河）流域。

这种内外多重动态的防御体系，正是张仁愿修建三城的刻意安排，也是三受降城工程的显著特点。

三城均不设置壅门和备守之具，旨在鼓励军士们迎敌奋战，积极进攻而不做消极防守。

3、张仁愿三受降城的作用

三城建设是唐廷为阻止突厥势力南下而采取的措施。这种措施在当时有什么作用？

三城的防御是多重动态体系。

内重以三受降城为代表，张仁愿不置城门防守用具，意在“兵贵进取，不利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首望城者，犹应斩之，安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

这反映出张仁愿以攻为守、不拥城待御的军事战略，表明了他的灵活进取的态度。

外重防线的烽堠燧台大致上沿袭汉朝西北长城的特点（这未必是刻意模仿西汉，而是根据当地的地形、军事形势以及时间的紧迫等因素设定)，以点连线，发挥通讯警戒的作用。

同时再增设骑兵巡游部队，与烽警互为依托。如此看，张仁愿修筑的三城系统就不只是单纯的防御工事，而是多重建置、防守与巡游结合、攻守兼备的御边体系。

三城虽然属于边城系统，但其规模显然已超出国家的常规定制。以烽堠为例，国家定制：“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岗隔绝，须逐便安置得相望见，不必要限三十里)。”

据《唐六典》记载，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因战事减少，政府下令接近内地的烽堠撤减260所，烽帅等1388人。

与此相对照，张仁愿在三受降城北方一次就建造了1800所烽堠，大大地超过了《六典》所记的数目，显然其举措已非常制，属于应敌的战争特制。

三城系统的构建，反映出唐朝经营朔方军并非是短期临时的行为。

朔方军行军的出现到张仁愿就任大总管这段时期划分为三个步骤，旨在说明朔方军从当时惯行的带有临时出征性质的一般军队向常驻军或镇军转化。

张仁愿出掌本军后是这一阶段的第三个步骤。这就是指他修筑了三受降城而言。

第三步较之前两步显示出更大的重要性。

以第二步为例，《通鉴》记云：

“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迁原州都督，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又《旧唐书》记载：长安四年(704)：

“张易之请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诉，元之（即姚崇)断停，易之屡以为言，元之终不纳。由是为易之所语，改为司农卿，知政事如故，使充灵武道大总管。”

这里记载的宗楚客和姚崇，出任灵武道大总管都是因为他们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遭排斥而外任。

张仁愿任职朔方军，是唐中宗朝廷经过认真挑选而派调的。张任职的重要性，更表现在朔方军体制的加强和军事上产生的重大影响。张手下的军额已达10万，而且他们都属于按期限驻防的常规军。朔方军已走向正规化。

三座受降城防御系统的构筑也只有在正规常驻军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反映唐廷建设朔方军已非权宜之计，而是要加强其体制结构，使之长久稳固地存在下去。导致唐廷做出此举的根本原因，就是突厥势力的长久存在和对唐朝边地的持续威胁。

三城构筑之后，其防御作用发挥得似乎相当明显。

李华在《张仁愿庙碑铭》里称赞说：

“匈奴（此处指突厥）莫敢南视，雷哭而遁”；吕温更发出“我唐无北顾之忧”的感叹。

《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里也有“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的记载。

《旧唐书》卷一〇三《王忠嗣传》称：

“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十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斥地各数百里。自张仁愿之后四十余年，忠嗣继之，北塞之人，复罢战矣。”

此处将王忠嗣与张仁愿相提并论，称赞朔方、河东两处边备严密，至少表明唐人有此观点，张仁愿因此而被视为唐朝御边的能干将才。而在突厥方面，据说他们对张的举措相当顾忌，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西征行动。

4、武则天的无奈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后突厥政权的建立和短期的强盛，主要就发生在武则天当权时代。

这种现象之出现，可以证实突厥人是利用了唐朝陷入内外双重危机的形势。

在外部，吐蕃向唐展开攻击，进而打破唐朝自太宗以来形成的向周边开拓的战略攻势；而在内部，武则天趁高宗去世之机，先后扶立中宗和睿宗两个皇帝，继而又将他们罢免，自己则取而代之建立武周政权，随后爆发了徐敬业等人的起兵和唐宗室成员的反抗。

易言之，武则天势力与唐廷旧有力量之间的争衡，使得中原王朝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自己内部，而吐蕃在西域腹地和青海等地与唐军队的周旋，也使武则天疲于应付。

她在掌握政权直至建立武周之后，不得不优先致力内政的巩固，这样，北部边地事务就被迫有所放松，从而使突厥人有机可乘。

默啜即位后，他对唐软硬兼施，借助唐镇压契丹人反叛之机，向唐索取河西与丰（治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南）、胜（治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灵（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夏（治朔方，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朔（治善阳，今山西朔县)、代（治雁门，今山西代县）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还有农器、粮种等等，进一步增大了突厥的实力。

武则天对默啜的反复无常虽怒火中烧，但却奈何不得。

到其执政后期，因年高体衰，情形更为被动。

宗楚客和姚崇被贬黜，充任灵武道大总管不是表明朝廷对他们的重视和信任，恰恰是他们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排斥而外配，这也暴露出武则天政权对北部防务的疏略和无奈。

5、从张仁愿到郭元振

唐中宗复辟之后，突厥进攻鸣沙县，这种示威显然在试探新政府对此的态度和反应。

中宗做出了相当激烈的回答：立即拒绝突厥的联姻行为；下令擒杀默啜，予斩杀者以重赏；随后召集朝臣讨论征伐突厥的计策。

与武则天执政特别是后期相比，中宗的政策转趋强硬。张仁愿调任朔方，构筑三城体系，实行攻防结合积极进取的方略，一改此前唐军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是中宗对突厥政策的具体落实。

有趣的是，武则天圣历年间(698~699)，有人建议在北部构筑防御工事，甚至沿旧有长城开堑，东西相连抗御突厥以自保。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需要指出的是，武则天时期面临的形势已不同于唐太宗。太宗可以不需要修筑长城是因为耗费过大，更重要的是唐朝有实力和军事上的攻势；而此时则面临着突厥的南进，唐军转为守势。

除了财政负担的因素外，最主要的恐怕就是武后朝廷防务政策的倾向了。同是样的情况，张仁愿任职后就迅速地构造了三城工事，而且它有效地制约了突厥势力达七、八年之久。

张的上述举措，其根本原因乃是唐朝政府对突厥采取的政策有别于武则天，说明唐廷吸取了武则天对待突厥软弱畏惧的教训，开始认真对付并趋于强硬。

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中宗不久以后于景龙四年(710)六月，被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死，经过内乱厮杀，睿宗被拥立上台。

朔方军这边则发生了张仁愿“以老致仕”的调动。

奇怪的是，接替者唐休璟的年龄却比张仁愿还大。张既因年老退职，为何又起用更老之人！

很明显，“老”是托辞，这里面蕴涵着睿宗朝廷对突厥的政策开始发生某种变化的因素。

中宗景龙四年（710)，唐调派大军联络突骑施北伐突厥，使默啜受到震动。

然而唐廷内乱导致中宗被弑，新君甫立，突厥在对睿宗边政动向尚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向新皇帝发出和解的姿态。

睿宗允许了他们的请求，并以唐休璟取代持强硬态度的张仁愿回应。

到景云二年(711)，就出现了默啜请求和亲的事件。睿宗拒张任唐，正可反映出他要放弃中宗的强硬政策而另寻他法。到解琬就任朔方大总管时，他又缩减军士10万人，唐对突厥的主动防范明显地减弱了。

一般学者认为，睿宗昏庸怯懦，胸无大志，他使唐廷丧失良机，葬送中宗、张仁愿的北伐。

其实，睿宗对突厥是有其仔细考虑的。他没有中宗的大胆强干、对突厥软缓是事实，然而朔方军在唐休璟和解琬的经营下仍旧发挥了作用。唐休璟虽年迈，但“尤谙练边事”，是位能干的御边将臣；解琬“前后在军二十余载，务农习战，多所利益，边境安之”，也是一位称职的御边将领。

这两人执掌朔方军期间，该地情况正常，如果说前有张仁愿三城体系构建的良好基础，那么二人任职的所作所为也不应被忽略。

另一位干将郭元振出掌朔方，似乎更能反映出睿宗皇帝的政治意向，年轻的郭元振以一个八品小官舌战吐蕃大论（宰相）论钦陵。

郭元振充任朔方大总管是在延和元年(712)六月，八月始改元先天。

此时在皇位的仍是睿宗，然而这时太平公主与皇子李隆基的斗争已经白热化。

郭在此后的斗争中扮演了协助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势力主力人手的角色，他在这个时候出任朔方大总管显然并不是像宗楚客、姚崇那样遭排斥而外放。

郭元振已经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吏部尚书，再兼任朔方大总管，郭的出任至少表明朝廷对朔方的关注而绝不是轻视。

很显然，这样一个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人被安排到朔方军位置上，肯定是出自某种政治动机。这种安排即使不是睿宗一手策划，至少也是他的意愿。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后，睿宗即无视太平公主一方的反对而将皇位传给李隆基。次年，玄宗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火拼，郭元振协助将太平公主势力消灭。

郭元振当然属于李隆基的同党，但如果没有睿宗的支持也决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现在再反观郭的出掌朔方，应该说是很清楚地反映了睿宗皇帝的政治意图。

郭元振就任朔方大总管后，开始修筑定远城，说明郭投入了很大精力经营边务。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称：

“定远城，在州东北二百里。即汉北地郡方渠县之地，先天二年(713)，郭元振以西城远阔，丰安势孤，中间千里无城，烽堠杳渺，故置此城，募有健兵五千五百人以镇之。”

郭元振进一步加强了三受降城的防务体系，弥补了张仁愿之缺。

郭去职后，朔方军又经解琬、赵彦昭、王睃和薛讷等人的经营，直至玄宗开元九年(721)正式确立朔方节度使，与其他节度、经略使共同形成了拱卫京师防守边地的战略格局。

这一发展的线索表明，中宗、睿宗至玄宗三代君主对北部边防的运筹有着明确的目的，具备了一套的章法和规范。

从这个过程看，张仁愿攻防兼具的措置在朔方军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突出作用实不过誉。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