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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政变,因为参与政变的五个人,在政变后都封了王,所以也史称“五王政变”。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五人,从封王开始,就注定他们必死无疑。
为什么?
今天我们来揭晓:
“五王政变”杀掉了张易之和张昌宗,对武三思的势力却没有丝毫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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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柬之等人之所以没有在政变时趁机杀掉武三思,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神龙政变的性质——诛除二张
从当时政变的目的来看,这次政变的目的就是要诛除二张。
从政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变的反二张的性质。
首先,张柬之动员禁军头领李多祚参加政变时说的是“大帝之子见在宫中,逆竖张易之兄弟擅权,朝夕危逼。宗社之重,在于将军。”
王同皎、李湛将政变计划密陈于太子李显时所说的也是“逆竖反道,显肆不轨,诸将与南衙执事刻期诛之。”
政变队伍自玄武门“斩关而入”,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仙宫,抓到张易之、张昌宗,杀掉他们。这时,张柬之向武则天解释他们的行动时,也只是说“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
因此,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丈夫武攸暨、武三思,所有李武两家的头面人物都参加了,政变也就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如果政变中诛杀武三思的话,那么李显等人肯定不会参加,而张柬之等人则面对着比二张更加强大的敌人一武氏家族,政变也不会成功。
2、神龙政变发生时的力量对比
其次,从政变发生时,各派政治力量对比来看,武周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共有四派政治势力:
即内宠派,以张易之、张昌宗为首;诸武派,以武三思为首;李唐宗室派,以中宗为首;宰相派,以张柬之为首。
内宠派是武则天最宠爱的一个集团,他们虽然权重但根基浅。
诸武派是武则天的本家侄孙,从武周建立以来,倍加重用,宗支繁盛。
李唐宗室派,由于武则天长期的摧残与压抑,政治势力比较薄弱,但是作为一面政治旗帜,还有一定的号召力。
以张柬之为首的宰相派在武周时期对武则天所重用的酷吏、内宠及诸武各集团都进行过斗争,双方的矛盾一直都十分尖锐,其中一些著名的宰相如李昭德、狄仁杰、姚崇、宋璟先后遭受过他们的迫害与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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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张柬之在决定发动政变,推翻武周政权时,是希望同时消灭二张和武三思两派势力,但最后他们又消灭了二张而放过武三思,其主要原因是张柬之的实力有限。
张柬之出身于太学生,举进士,长时间只能做个县丞。
永昌元年,他已经七十多岁,才应贤良对策,得拜为监察御史,圣历初年升为凤阁舍人,长安中出任荆州大都督长史,经狄仁杰、姚崇的推荐历任洛州司马、司刑少卿、秋官侍郎。直到长安四年(704年)十月才升为宰相。
而这时距离诛二张,仅有四个来月的时间,资历尚浅,并且他在朝中的根基也很浅。当时朝中宰相倾附于他的只有崔玄暐一人,而依附于二张的却有杨再思、李峤、韦承庆、韦明立、房融等五人。一般朝官中倾附于他的只有司刑少卿袁恕己、职方郎中崔泰之、司刑评事冀钟甫、检校司农少卿兼知总监翟世言、内值郎王同皎等,在朝官中仍居于少数。
从禁军方面看,张柬之在政变前以首席宰相的资格,安插了桓彦范、敬晖、杨元琰几个亲信为羽林将军,但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很难说能控制多少人马。
并且当时的禁军内部也分为几派,有属于二张和武则天的“押千骑,宿卫玄武门”的殿中监田归道,有属于武三思一派的右羽林大将军“总禁兵前后十年”的武攸宜、左金吾大将军武重归和右金吾大将军武懿宗。这些人是不会为张柬之等人所用的。
参加政变的李多祚、李湛和桓彦范等人的态度也并不相同。李多祚从高宗时就掌北门禁军,历时三十余年,在北门禁军中根基深,实力强,他参加这次政变的目的,只是要报“大帝殊泽”,缘王室,惟相公所使”,由于当时恢复李唐皇室的障碍只是二张,因此他参加政变也只能是同意诛二张。
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自六岁起就“以父贵授周王(中宗)文学”,政变前才被张柬之引为左羽林将军,他参加政变的目的,也不过是要帮助中宗复位,搞政治投机,因此他也不会与平日关系不错的诸武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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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后,他升任右羽林大将军,地位稳定,也证明了他与张柬之等人的立场的不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柬之如果不是把矛头指向二张,而是同时还要消灭武氏家族,不但要遭到武攸宜、武重归、武懿宗等人的激烈反对,而且也不会得到李多祚和李湛的支持。
从政变中所打的旗号来看,政变之前的政治形势是,当时的中外士民都已厌恶武则天与二张的统治,希望恢复李唐王朝,早在政变尚未酝酿之前,朝官朱敬则就曾对敬晖说道:
“公若假太子令,举北军,诛易之兄弟,两飞骑耳。”
3、神龙政变唐中宗的作用
因此张柬之发动政变时只有打着中宗的旗号,扶中宗做皇帝,而自已建“立君之功”才会成功。而且事实上中宗,并不象史籍上所载全然被动无为,中宗参与了政变,并且成为诛二张的政治领袖。
早在长安四年(704年)七月,韦安石举奏张易之等罪行,武则天敕付韦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璟审问,然未及审问,武则天为保护二张就将韦安石和唐休璟调离出外任。
“时中宗在春宫,(休璟)将行,进启于皇太子曰:‘张易之兄弟幸蒙宠遇,数侍宴禁中,纵情失礼,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中宗即位,召拜辅国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酒泉郡公,顾谓曰:“卿曩日直言,朕今不忘,初欲召卿计事,但以遐远,兼怀北狄之忧耳。’”
由此可知,中宗早有诛二张的打算,并曾召集人商议过。
政变前“柬之遽引彦范及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时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彦范与晖因得谒见,密陈其计,太子从之。”
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高祖、太宗、高宗时都常在西京玄武门小型引见和宴请大臣,而东都的玄武门也具有同样的作用。那么中宗为皇太子,本应该居住于东宫,为何这时却“于北门起居”呢?
《资治通鉴》第二○七卷“时太子于北门起居”一语,胡三省注为:“不从端门入而从北门入问起居,取便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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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中宗于北门起居是为了对武则天入问起居的方便。一些人认为中宗这时居于北门是想趁武则天病重,监视放松,以结交禁军和士人,做诛二张的准备。桓彦范与敬晖恰于此时去谒见中宗,其原因也在于此。
中宗在玄武门部署就绪后,才返回东宫,于是在政变时,张柬之等“率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遭多祚、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
然而在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发动政变之时“时凤阁侍郎张柬之将诛张易之兄弟,遂引湛为左羽林将军,令与敬晖诣东宫启请皇太子,备陈将诛易之兄弟意,太子许之,及兵变,湛与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诣东宫迎皇太子,拒而不时出。”
起兵之事,中宗既然已经与李湛等面谈“许之”,为何事到临头却又“拒而不时出”呢?
难道真如中宗所说是怕惊动了卧病在床的武则天吗?恐怕不能这样解释。
《资治通鉴》记载此事时写道:
“遣多祚、湛及内值郎驸马都尉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太子疑,不出。”
很显然,中宗对起兵者有怀疑,中宗怀疑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张柬之等人为了抢扶立新君之功,既撇开了“预告凶竖”的诸武,又未能事先告诉中宗起兵日期。中宗与诸武关系密切,诸武掌握的禁军没有参加起兵,因此中宗怀疑张柬之是别有所图,因而“拒而不时出”。
并不是中宗完全被动无为,更不是中宗不同意搞这场政变。
政变时,由于中宗怀疑张柬之等人的企图,“拒而不时出”,因此参与政变之人都十分焦急,这时李湛“进启曰:“逆竖反道乱常,将图不轨,宗社危败,实在须臾。湛等诸将与南衙执事克期诛翦,伏愿殿下至玄武门以副众望。中宗曰:“凶竖悖乱,诚合诛夷,然圣躬不豫,虑有惊动;公等且之,以俟后图。”
湛曰:“诸将弃家族,共宰相同心戮力,匡辅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恳诚而欲陷之鼎镬,湛等微命,虽不足惜,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驰马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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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宗如果不“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张柬之等人率领的禁军就会遭到其他禁军的反对而“陷于鼎镬”之灾。所以,张柬之等人的政变一定要打着中宗的旗号,张柬之要除掉武三思一伙,定要取得中宗的同意,而中宗与武三思早已有了联盟,中宗是不会同意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张柬之等人不可能在政变之时,就杀掉武三思一派。
4、武三思2个谋士的高明“计策”
神龙元年(705年)二月,武三思以太子宾客荣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正一品,兼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宰相。武攸暨也由右散骑常侍升为司徒,受封定王。武三思因与韦后的关系,进而成为操纵中宗的“真天子”。
中宗即位之后,张柬之等人便多次上疏请求诛杀诸武,而每一次,中宗都以缄默的态度予以回绝。张柬之等人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无计可施。
于是敬晖等又率百官上表,以为:
“五运迭兴,事不两大。天授革命之际,宗室诛窜殆尽,岂得与诸武并封!今天命惟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迩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
针对敬晖等人的上表,中宗没有同意并振振有词地反驳了敬晖。
敬晖等没有办法,只好又想出一个下策,以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观察武三思的动静,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崔湜是唐太宗时中书侍郎崔仁师的孙子。他少年时便以文辞知名于世,举进士。神龙初年,升为考功员外郎,其弟澄、液,兄蒞,皆有文采,列居清要。每当私宴,常自比于王谢之家,还常对人讲:“大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
这个有野心的人,只要一有机会便会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现在机会来了,他看到中宗只亲近武三思疏忌敬晖等人,于是表面上答应了敬晖的请求,而暗地里却将敬晖等人的计划统统告诉了武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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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三思便将其升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的官职不大,但十分重要,内廷的诏令、旨意,外廷的奏章文书都要经过中书舍人之手,传送到朝廷的各个部门。于是武三思通过崔湜进一步控制了朝廷。
一日,一位叫做郑愔的求见武三思。这位郑愔原本做过侍御史,因谄事二张,乃致累贬做了个宣州司士参军。这一次又因坐赃被发,逃入洛阳,私下求见武三思。
郑愔一见武三思,便大哭起来,哭完又大笑不止。
武三思本来与之相熟,知道他的到来必有缘由,便站在一旁,静观其表演,然后问道:“如此大哭大笑是何缘由?”
郑愔答道:“愔初见大王不得不哭,恐大王将被夷戮,后又大笑,是庆幸大王幸而遇到愔,可以转祸为福。”
三思问道:“何祸何福?”
郑愔道:“大王虽得宠,但张柬之等五人,出将入相,去太后尚如反掌,大王自视势力,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谋食大王肉,思灭大王族,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尚安然以为无恐,愔所以为大王寒心。”
武三思被其说中心事,便转身,引其登楼,密商转祸为福的计策。
对此郑惜早已胸有成竹,许多天来他一直盘算着要用这条计策打动武三思,打开通往荣华富贵的大门。现在一切都按着他所设想好的计划进行着。
郑愔微笑着对武三思说道:
“何不封五人为王?阳示尊崇,阴夺权柄,待他们手中无大权,再慢慢摆布,不怕他不束手就毙。”
武三思高兴得连称“好计”。
第二天,武三思将郑愔也封中书舍人,与崔湜共同成为三思的谋主。
与此同时,武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晖等,云‘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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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也正说到了中宗的心里。中宗又找到武三思商议此事,三思将郑愔的计谋讲给中宗,于是中宗手敕,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敬晖为平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暐为博陵王,罢知政事,令其朔望入朝,从而剥夺了五位功臣执政的权力。
中宗又根据武三思的要求,诏令文武百官恢复武则天时期的政治形式,排斥反对武氏的人,以前被张柬之流放的官员,全部被召回。这样,唐朝大权全部被掌握在武三思手中。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革命功臣们似乎一筹莫展。于是又一位功臣“撤退”了。
羽林将军杨元琰因功被封为弘农郡公,见三思用事,五人罢政,自知大祸即将临头,上表请弃官为僧,中宗不许。杨元琰多须,长得很像胡人,敬晖便戏言道:“为何不先同我讲,我如早知道,必定劝皇上准许剃去胡头,岂非快事?”
杨元琰无心与他说笑,一脸正色地说道:“功成者退,不退必危,元琰自请为僧,原是真意,为何要再蹈危机呢?”
敬晖怎么能会不知道杨元琰的意思呢?然而在这时激流勇退,又是敬晖等人所不甘心的。
杨元琰虽多次请求弃官为僧,但都没得到批准,只是调任为卫尉卿,后来五王得罪,而杨元琰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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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元年(705年)七月,汉阳王张柬之也上表请归襄州养疾,张柬之的家本在襄州,于是令张柬之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给予全俸。恰在此时,河南以北十七州发大水,泛滥所及,远至荆襄。张柬之马上派人修堤筑坝,防遇湍流,百姓们称颂不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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