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彼得·法拉利执导的电影《绿皮书》于2018年9月11日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于2019年3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该片讲述了黑人钢琴家谢利博士在白人司机托尼的陪伴下，穿越美国南方腹地进行巡演，以实际行动去追寻关于“我是谁?”这一文化身份的艰辛历程。

《绿皮书》

唐·雪利出生于牙买加一个北方城市，出身于相对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埃德温是一名牧师，母亲斯特拉是一名教师。

唐·雪利可以说是美国白人社会中黑人群体中的“幸运儿”，他有机会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古典音乐，作为第一个黑人录取，他接受的古典音乐的西方正统训练使他深深沉浸在白人文化中，他自然地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

唐·雪利是一名世界级的钢琴家，是一位精致的钢琴大师，3岁时，他首次公开演出，1945年，18岁的他与波士顿流行音乐乐队合作，首次演唱了柴可夫斯基b级小调协奏曲。

在20世纪50年代发行了专辑《音乐表达》之后，唐·雪利开始录制他自己独特的流行音乐，并很快开始了与贝斯手肯·弗里克和大提琴手尤里·塔特的长期合作，组成了“唐·唐·雪利三重奏”。

这个三人组在1961年发行的专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最热门的歌曲是《水男孩，在公告牌100.12首热门单曲榜上排名第40位

正如电影所示，唐·雪利可以出色地演奏各种类型的音乐，从古典音乐到爵士乐，并在1961年两次进入白宫进行钢琴表演。

他不仅是一个有天赋和多面性的音乐家，而且他还会说多种语言，如德语和俄语，他的才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在电影中简要地提到了一些。

例如，他的朋友们称他为“唐·雪利博士”，因为他拥有“心理学、音乐和礼拜艺术的博士学位”。

此外，他在白人中很受欢迎，并收到了许多在他们家里发表演出的邀请，他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因为他在每一场演出中都很出色。

在世俗的意义上，一个体面的职业和丰富的物质是一个人成功的象征，他作为一名音乐家的成功也可以从托尼的态度中看出。

在一个私人大厦的第一次表演的场景显示了托尼对唐·雪利的认可和尊重，当他们袭击匹兹堡时，托尼站在窗户前，忍不住欣赏唐·雪利的精彩表演。

他在给妻子的信中热情地说：“我今晚看到唐·雪利博士在弹钢琴。他不喜欢黑人，他打扮得像利伯拉斯，但他更好。他就像一个天才”。

唐·雪利的地位和富裕的财富使他的生活轻松多了，物质财富和声誉确保了他在社会上有坚实的基础，因此唐·雪利建立了他的自信和自我满足感，与他的个人身份产生了共鸣。

唐·雪利被认为是“优秀的民族”和“有代表性的黑人”，他们的行为模式符合优雅的举止，唐·雪利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他总是穿着正式的西装和领结，这与随意、随意风格的黑色裙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舞台上，他是一个矜持而又充满深情的表演。

《绿皮书》很好地说明了唐·雪利是如何在聚集在一起听他的戏剧的白人观众面前表演的，在每次演出结束时，他都表现出礼貌的微笑，尽管在舞台上，他知道自己在白人眼中只是另一个“黑人”，他只是白人阶级确认他们优越性的工具。

在舞台上，唐·雪利拒绝在公共场所随意吃东西，就像托尼在肯塔基州吃肯德基一样。

在唐·雪利看来，他不同于那些喜欢吃汉堡包和炸鸡等垃圾食品的普通黑人，虽然他接受了托尼的邀请，但很明显，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而且很害怕当他把炸鸡放在手指的最大一端时，他被弄脏了。

显然，他的言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唐·雪利，一个黑人出生的人，高度认同白人文化，并同样疏远了黑人文化。

身份和语言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学者认为，语言本身的使用，是一种自我表达，自我身份的建立，身份在语言之前不存在，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唐·雪利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白人的身份，作为自己的身份，在措辞上，唐·雪利是一个有区别的人，他已经习惯于使用优雅的表达。

在影片开头的采访中，他用精炼的修辞学“能力”和“可用性”来询问托尼的工作经历，这种高度精致的修辞对黑人来说听起来很奇怪，但经常被白人使用。

每当他打电话给托尼，他就按仪式叫他“瓦伦纳先生”，这种称谓是上层阶级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与普通黑人之间的表达方式不相容。

此外，唐·雪利拒绝粗俗的表达和别人的要求，在匹兹堡，因为他们会参加许多活动，并与这个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互动，唐·雪利建议托尼改进“他的措辞，包括语调、语调和词语的选择”，并禁止他的亵渎。

作为贵宾，他们将在参加一些亲密活动时被介绍，唐·雪利觉得“托尼·嘴唇”对温柔的人来说有点世俗，并建议“托尼·瓦莱”更合适。

《绿皮书》中黑人的形式

非裔美国人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漫长旅程，一旦他们不情愿地离开了原始的家园，他们就会开始寻找“自我”并追求自己的身份。

关于文化认同的讨论占据了关于人们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如何与他人区分开来的文化研究的关键部分，它总是以回答“我是谁？”以及“我认同什么？”，它由国籍、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组成，它是人们认同自己的周围环境或被他人识别的方式。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身份是一个个人或群体的自我意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身份是指“我”或“我们”所拥有的独特品质，作为一个实体来区分“我和你、我们”。

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源于他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和他指导自己的能力，更具体地说，身份不仅是一系列促进人们如何被识别的特征，也是一个人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和他的自我感知。

它涉及到个人，就像一个人存在于他的社会中一样，这种自我认同源于对他是谁的认知意识，以及他如何寻求将自己与一种特定的文化或传统联系起来，强调他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作为他存在的中心。

追溯非裔美国人在受到历史奴役和文化霸权的压迫时，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的，非裔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用白人的眼睛来定义自己，并认同自己与他人的相似之处。

在《绿皮书》中，唐·雪利试图定义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身份与白人群体互动，与他们找到共同点，然后将自己与中产阶级的白人群体区分开来。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指的是从英国继承而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和实践，包括语言、法律和法律程序的基本形式、政府制度、制度的形式、文学、休闲时间的追求等，来自英国的遗产包括现在被认为是美国的主流白人文化。

分析非裔美国人身份，应考虑一些因素，包括历史因素和心理因素，他们是许多非裔美国人在寻求在美国内部定义自己时所面临的困境的核心。

为了探索非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有必要揭示美国黑人的真实生存状况，特别是他们如何被主流白人社会对待，以及他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

从历史上看，1441年，10名来自不同部落和社区的黑人被葡萄牙舰队带回里斯本贩卖，被剥夺了原来的语言和宗教，被迫与祖国的分离使他们与民族传统产生了模糊的联系，而在外国的长期生活使他们处于无根的尴尬境地。

为了防止奴隶集体逃跑，奴隶主们解散了他们的家庭和部落结构，并保留了这些奴隶他们彼此远离，所以即使他们住在同一个种植园里，彼此也不认识。

由于语言障碍，他们被迫学习英语和浅浅的西方文化，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不同于其他移民，他们自愿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生活，但仍然主要通过家庭关系、艺术传统等认同跨国民族文化联系，而大量黑人被锁到美国。

散居海外的经历所造成的精神损失，是由于地理上的分散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历史、契约和文化所要统一起来的困难，黑人一直生活在一个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种族主导的美国社会中，受到白人文化的影响，并接受白人教育。

他们的许多祖先的传统已经丢失和取代，很难保持他们的祖国的纯洁，几代人之后，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家庭关系，他们没有去过非洲，也不了解非洲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

从意识形态上讲，为了巩固白人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主流地位，白人加强了他们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意识中对黑人的精神控制。

弗朗茨·法农指出，统治群体倾向于通过灌输被征服者的自卑形象来巩固他们的霸权，在他有影响力的《地球的不幸》一书中，他认为殖民者的主要武器是将他们被殖民的形象强加给被征服的人民。

到15世纪中叶，关于种族固有不平等的压倒性的伪科学种族主义在西方国家广泛传播，人们认为，自1492年以来，欧洲人就公开宣称黑人是劣等的和不文明的，从而对黑人施加了破坏性的形象。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他的文章《民族人物》中讨论了世界上人类的主要类别特性。

休谟建立了更高的人类品质，如艺术和科学，自动地在各民族之间创造了一个等级制度，他试图论证黑人粗俗、愚蠢，在种族方面不如白人。

康德，最早的欧洲主要哲学家之一，在他对美丽与崇高感觉的观察中首次声称“人类，黑人和白人种族之间的区别是如此根本，他的精神能力似乎和颜色一样重要”，他还把颜色和智慧混在一起，制造黑人的劣势。

结语

《绿皮书》中，唐·雪利有一种独立的自我认同，因此在构建个人身份的过程中陷入了身份危机，幸运的是，他以政治身份的回归和成功构建了他的混合身份，为了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生存，他被迫适应英美文化，形成自己的黑人群体，成为“美国人”的个人身份。

唐·雪利将在南方腹地旅行时，在那里他知道来自北方的黑人通常不受欢迎，在白人至上主义的统治下，唐·雪利很难保持他的非洲性政治身份。

在不确定性和自我定位的危机下，他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文化身份，唐·雪利最终通过融入传统遗产，与当代美国社会相融合，实现了杂交身份的构建。

唐·雪利积极融入美国社会，表达他对自由和平等的民主理想，通过“冲突”，将“不够黑人，也不够白人”的心理冲突转化为一个更好、更真实的自我，作为黑人精英的宣言，他抓住机会，利用自己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