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陈平等人在诛灭吕氏一族后,最终决定拥立代王刘恒进京即皇帝位,这批庙堂宿将老鬼之所以一致赞同拥立刘恒,主要是看中了这几点:第一、代王刘恒为人宽厚仁孝,且又是高帝刘邦现存诸子中年岁最长的;第二、刘恒的母亲薄姬,素来温良恭谨,虽已为王太后,却从不干预政事,这就避免了朝堂上再出现一个“吕后”的危险;第三、这批宿将老鬼是有私心的,他们认为刘恒为人和善,背景单薄,在京城毫无势力可言,这样的人好对付,也利于将来控制。 代王刘恒宽厚仁孝不假,但在吕后治下,他的低调、恭顺、逆来顺受不是软弱无能、好欺负,而是他的生存之道。 周勃等人小看了代王刘恒。 事实上,从接到周勃等人召他进京的那一刻起,刘恒就展现出了他的沉稳、谨慎、持重。 他没有立即答应,而是第一时间将身边的几位心腹之臣请来磋商,到底要不要奉召进京?

郎中令张武等人均认为此时不能进京。 他们的理由听起来似乎很有一些道理——周勃这批人都是高祖皇帝的宿将,既会打仗,又善诈谋,个个都是厉害角色。高祖、吕后在时,他们因有所畏惧而不敢为所欲为,如今诸吕被灭,他们皆是功臣,势必会肆无忌惮。此时迎立只是幌子,其心实不可测,若贸然进京,很可能被困牢笼,当下明智之举,大王应该托病不赴,静观其变。 但中尉宋昌却坚决主张应立刻进京。 许多时候,真理之所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是因为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之下,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抵抗现实的诱惑或恐惧,拨开逼真的表象,一针见血地看到本质。 宋昌就是这样的少数。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点:第一、暴秦失政,豪杰并起,而最终践天子之位的乃刘氏,这是天授;第二、诸吕被诛时,太尉周勃持节一呼,众将士皆左袒拥刘,而不是右袒拥吕,这说明得军心、拥天下的是刘氏,此非人力所能左右,即便是周勃等人,他们的功劳皆因拥刘,一旦图谋不轨,必失人心,无力而为。所以,大王尽可勿疑,听从朝廷诸大臣舆请,驰驾前往,继位君临天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 听了宋昌的话,刘恒又去询问薄太后,薄太后却要他大事自己定夺。 下最后的决心前,刘恒命卜正占卜,结果得“大横”吉兆,这样,刘恒才作了应召赴京的决定。 赴京,刘恒依旧是慎重而行,他派舅父薄昭先进长安,待探得京城确有迎王的诚意后,这才下令以宋昌为参承,张武等人为随从,即日启程,赶赴长安。 当来到离长安仅有数十里的高陵时,刘恒又停了下来,这还是出于慎重的考虑,探知周勃、陈平等人确已出城恭候,这才启驾来到渭桥。 君臣首次相见,气氛不仅紧张,而且微妙,为君的刘恒要感知这帮功臣的诚意心思,为臣的周勃等人要摆好自身的功臣姿态。 可以说,这是被拥立的新君与拥立有功的老臣间的第一次博弈。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很经典,很有看头。

众臣按礼参拜完毕,身着铠甲的周勃突然从众臣中走了出来,他走到刘恒面前,先行礼后言称:请大王屏退左右,臣有要事禀奏—— 见周勃有这个举动,顷刻间,所有从代地来的王国随从立即围到刘恒身边,形成了一道护卫屏障。 气氛骤然紧张得要命。 这时,中尉宋昌站出来,朗声说了一句极漂亮的“庙堂大话”:太尉有事,尽可面陈。若所言为公,公言便是;所言若私,王者无私! 周勃没有料到,始一亮相,刘恒竟有如此威严、正气,一时竟无言以对,只好扑通一声仓促跪地,双手将锦囊高高举过头顶。 原来他是向刘恒进献秦始皇那颗传国玉玺来了。

《史记》中说周勃“木强敦厚”,但在刘恒进京之时,这欲私献玉玺之举却暴露出了他的权臣野心。试想,如果刘恒依从了周勃的请求,私献玉玺的周勃势必超越群臣成为极特殊的第一功臣,甚至会在朝堂上制造出这样一种错觉——新皇帝是我周勃拥立的,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新皇帝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朝堂上,号令天下。 刘恒不愧是后来开创“文景之治”的有为明君,在这一稍有闪失就可能深陷被动的微妙关键时刻,他不仅明智,更有威严,他深刻地知道,此时若让周勃私进一步,他将失去高高在上的权威以及“王者无私”的公正立场。 这样,他不仅会受制于周勃,更会被周勃之外的其他势力彻底孤立,从而沦为庙堂上的孤家寡人、可怜傀儡。 反观周勃,他所谓的趁势而为其实愚蠢至极,可以说,从此之后,他就成了汉文帝刘恒心中的敌人,日后必遭打击清算。 聊到这里,感慨一句,在黑哥看来,这样高端博弈的历史瞬间实在十分值得我们去品读,因为睿智多在微妙之时,一念之间。 很多时候,我们要么愚钝了一些,要么粗糙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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