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杨沙沙 马梦阳】“如何面对死亡是一个长久的课程，也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终极命题”。前段时间，这一“终极命题”因为一段视频爆火而引发热议。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和“00后”入殓师体验了一天的工作，“年轻人对死亡的态度变得更加真诚。”这是彭凯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给出的回复。在全球局势动荡和社会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各种不确定性增加。年轻人认知敏锐，他们受到的影响尤其直接，并牵动着他们人生的种种选择。对彭凯平而言，其人生最大的不确定性发生在45年前。1979年，彭凯平考入北京大学，第一志愿是物理学，却被调配到心理学系。谈及面对一系列不确定性时，他向记者表示：“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不满意、不如意、没有想到的事情，但人有一定的适应性。”此次采访，彭凯平还向记者分享了他认为值得珍惜的五样“好东西”以及如何向外拓展人生可能性。

“要谈，要说，要规划”

环球时报：您之前和“00后”入殓师体验一天的工作，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从年轻人身上，您看到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

彭凯平：现在年轻人对待死亡的态度跟过去不太一样了。首先，他们比较简单。我们年纪大的人会把死亡看作非常严肃的、重要的，甚至是至高无上的事情，但是年轻人觉得死亡就是生活中一个正常的事情，没有那么神秘。其次，年轻人对死亡的态度变得更加真诚，不再遮遮掩掩。此外，年轻人有一种笑谈死亡的倾向性。入殓师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她非常坦然、轻松，甚至略带幽默地谈论这些看起来大家都不愿意谈及的问题。

这种变化在于随着社会发展，大部分人能够更清晰认识到死亡是人生一个特别重要也是必经的课题。另外，我们中国人之前总把自己作为集体家庭的一个延续，所以我们谈论死亡，好像就是离开亲人、抛弃朋友、远离社会。但现在我们越来越个人化，这样一种倾向性，促使对死亡这件事情的价值观变迁。

环球时报：您认为应该如何面对死亡？是否应该提前做好规划？

彭凯平：我们一出生就会面对死亡。那么如何去面对这样一种死亡的威胁呢？实际上有很多方法，包括近端防御、远端防御、终端防御。我们有意识地逃避这个话题，是最简单的防御机制。

比较高级的防御机制包括发现生命的意义、增加情感支持、了解自我价值等。从这个角度来讲，心理学家特别是积极心理学家，认为人应该正确面对死亡，要谈，要说，要规划。去规划自己的死亡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你可以设想你的追悼会谁来开？他们会说什么样的话？你的墓志铭想怎么写？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对未来死亡的一种规划，其实是对现在的我们的激励。如果我希望我的墓志铭将来写上一句话叫做“优秀的心理学家”，我就得去奋斗，我把它叫做“向死而生”。

五样值得珍惜的“好东西”

环球时报：前段时间，电影《好东西》被认为输出了关于女性爱情、亲情和友情相关的价值观。在您看来，人生的“好东西”是什么？

彭凯平：人生的“好东西”有很多。我认为，有五样好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第一个好的东西就是爱。我们人类能够对好的事物产生一种依恋、一种关心、一种成就，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一种牺牲。这种温暖、温馨、温情的感觉值得我们好好去体验。第二个是健康。为什么我们喜欢看运动员比赛？是因为他们比赛的过程能带来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健康的力量。所以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别糟践它。第三个就是幸福。机器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但我们人类遇见一些事情会产生物我两忘、酣畅淋漓、如痴如醉的感觉，我们应该去追求这种幸福。第四个就是我们自己生发出来的这种有用的感觉，觉得自己能够做成事情、能够帮助别人。第五个是我们很多人容易忽视的，就是意义。很多人觉得意义太抽象，其实不是的，你觉得花开得特别灿烂、天上的云特别美丽、山川河流都别有新意，能从平凡事物中品出意义，这也很重要。

环球时报：“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一些年轻人反映当下会有这种无力感。对此，您建议年轻人用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去面对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

彭凯平：首先社会确实应该给年轻人更多机会，让他们对自己未来发展有希望，能看到一种成长的可能性。心理学家强调，给人希望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政府应该创造各种就业机会，增加社会的一些发展的路径。

其次，要增加年轻人之间的互动。人在一起互动时能实现彼此的情感呵护，带来有力的心理能量。所以要让年轻人多一些交流活动。

第三，年轻人要主动去创造“外卷”的机会，也可以叫做“跨出舒适区”。大家都愿意在自己舒适熟悉的环境里做事情，这是人之常情，但去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或许会发现机会更多。我认为只要职业是社会需求的、能够赚钱且不违法的，都可以去做。但是我们习惯性的思路就是考公务员、当研究生、读博士。我们要给自己立下一个志愿，敢于去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因为这里面的机会空间、成长可能性都会多很多。

让中国传统智慧和心理学产生更多交集

环球时报：您是1979年考上北大，当时为什么选择心理学？您是否梳理过，这些年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彭凯平：我是1979年从湖南老家考上北京大学，当时我的志愿是物理系，但后来被分配去学心理学。一开始也很委屈，因为那时的心理学没有标准答案，应用价值也看不到。但随着我上了一些心理学的课，特别是有一些课做实证，越来越像科学，我就慢慢喜欢上了，所以兴趣是可以改变的。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不满意、不如意、没有想到的事情，但人有一定的适应性。我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找到了自己擅长的，而且做起来特别开心的事情。

心理学从1979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展40多年，变化还是挺大的。我们那时候心理学刚刚恢复，属于重建阶段，一切从零开始。这对我们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模仿，当时基本上很多老师都是国外进修半年、一年回来的，也是他们逐渐把中国心理学带起来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开始追赶，也就是说在某一个领域我们开始能够做出别人做出的事情，同时也尽量去赶超。到了今天，我觉得中国的心理学应该跟国外是齐步的，我们做的事情人家也在做，人家做的事情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人在做，个别领域比如说积极心理学，可能我们做的比国外还要好。在去年的国际心理学大会上，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教授说，积极心理学的伟大转折在中国。什么意思？就是中国学习、应用、讨论、了解积极心理学的人超过了美国。

环球时报：目前国内关于心理疾病的诊疗有没有什么体系和机构，和国外差距多大？中国应该改进哪些短板？

彭凯平：目前来看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科学研究和产业服务之间有两个巨大的鸿沟。第一个鸿沟是从学校科学研究到产品，我们有那么多的基础研究，但是变成可以用的产品还是太少。而这些产品要让大众接受，还得变成商品。从产品到商品，这个鸿沟也没有完成。目前有一部分投资商、企业开始支持这方面工作，但总的来讲还是不够成熟，因为花钱购买心理服务的意识，社会还没有培养起来。

我认为，有三个地区的心理服务做得比较好。一个是北美地区的美国和加拿大，它们把这个事情作为医疗保险的一部分，同时有大量心理学人才，设施也比较完整，还有法律保护。另外就是几个北欧国家，心理服务是全免费。还有像德国一些欧洲中部国家做得也不错，因为它们有长期的心理学研究历史。

环球时报：您的书《幸福的种子》希望大家都能掌握一些心理学入门知识，为什么要这么做？发达国家是怎么开设大众心理课程的？

彭凯平：很多国家是把心理学课程往下沉，在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上一些心理学课程，我觉得这是第一步。第二，把心理学变得实用。我们现在心理学，特别是中国的心理学，上来就是神经系统核磁共振，脑科学、神经科学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心理学。但心理学是生活的科学，要变得实用，比如如何识别自己的情绪，如何和别人沟通交流。第三，心理学要中国化，跟中国传统智慧结合起来。现在心理学很多知识来自西方，事实上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多心理学的思想，只是没有很好地科学化。现当下我就把它作为我自己的任务，尽量让我们传统智慧和心理学产生更多交集，或者是用传统思想来解读现代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