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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关珺冉（发自日本长崎）

编辑/漆菲

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日本被团协代表委员田中重光。

2025年是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80周年，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历史节点，共同铭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并深刻揭示了战争最极端的双重印记：其一是核武器首次用于战争所带来的沉痛创伤；其二是殖民压迫与侵略战争在亚洲大地造成的深重苦难。

80年后的今天，战争阴霾并未消散，反而再次面对大国竞争、地区冲突与核威胁升温的现实挑战。如果说80年前的人类曾因战争而触及毁灭的边缘，今日的紧张局势则在提醒我们：任何对核武器的宽容都可能带来无法承受的后果。

在日本，有一群人长年站在反对核武器的最前线，并因此获得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们来自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下称“被团协”）。该团体成立于1956年，其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以及受氢弹试验影响的其他人群，旨在通过联合行动，维护这些人的权益，并推动全球废除核武器。

2024年12月10日，作为被团协代表之一的田中重光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出席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并接过诺贝尔和平奖章。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写道：“被团协因其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所做的努力，以及通过证人证词表明绝不能再次使用核武器而获得和平奖。”

“在俄乌战争、中东战争以及持续的核威慑言论之下，诺贝尔委员会提前一年向被团协颁发奖项，是为了让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在原子弹爆炸80年之际，大力开展活动，继续讲述原子弹爆炸的真相。”田中重光坦言，“在战后80周年的历史节点，随着原子弹爆炸幸存者日益减少，为了维护和平，将战争记忆传承给年轻一代变得至关重要。”

今年5月中旬，在位于长崎和平公园的被团协事务所内，84岁的田中重光接受了《凤凰周刊》的独家专访。事务所的窗户上仍贴有庆祝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红底喜报，还有督促日本政府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标语。事务所不远处是一座高9.7米、重30吨的青铜雕像，象征着长崎市民对和平的渴望。公园内游客络绎不绝，人们不时拉动绳子，敲响高悬的“长崎之钟”。以下是田中重光的讲述：

位于长崎和平公园内的被团协事务所。

40年间多次获得诺奖提名

2024年10月11日是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的日子。我于当天上午在东京出席了日本被团协代表大会，下午则是厚生劳动省组织的会议。我们在会上要求日本政府制定《国家赔偿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援助法》。

下午5点40分，我们一行人返回长崎。返程的飞机上，我得知被团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我们几位长崎人一起欢呼庆祝。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对我表示了恭喜。她来自长崎县北部的佐世保市，曾在电视上看到过我。

当晚我收到了不少于十封祝贺邮件，内容多为“恭喜！请继续加油”“感到无比自豪”。直到次日，这份喜悦才算沉淀下来。

10月12日，我认真阅读了有关获奖的新闻报道。下午，我与其他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一起前往长崎市内的一座寺庙，祭奠先驱者渡边千惠子。她在当年的爆炸中失去了双腿，以轮椅代步，始终站在废除核武器运动的最前线。我在墓前双手合十，向她汇报了被团协获奖的好消息，我们还合唱了专门为渡边创作的歌曲《和平之旅》。

1985年，日本被团协首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但最终获奖的是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PPNW）。随后40年间，被团协多次获得提名，但均未获奖。

例如1995年和2005年，我们均成为有力的候选者，但获奖的分别是“帕格沃希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017年《禁止核武器条约》通过时，我们同样期待获奖，并在事务所做好了准备。但获奖者是“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

2024年8月，日本红十字会长崎原爆医院名誉院长朝长万左男受邀前往奥斯陆，做了一个关于放射线的讲座。他当时猜测“今年可能获奖”，但未宣之于口。因此，这次获奖对日本被团协来说是意外之喜。

回想起2024年12月10日，当我站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上，是一种喜悦、紧张和责任感交织在一起的心情。

伴随着音乐声，诺贝尔委员会委员安妮·恩格（Anne Enger）领着我们三人走上领奖台（注：另两位代表分别是92岁的田中熙巳、82岁的箕牧智之）。要知道，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已超过86岁，我们都是一只脚踏进棺材的老人。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想为实现无核化世界尽一份力。

致辞中，田中熙巳两次提到日本政府未对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提供国家补偿。我们要求政府明确战争责任，制定相关法律。这不仅是日本不再发动战争的保证，也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让核武器坠入日本的保证。我们不是为了要钱要物，而是希望国家能够承担责任。

颁奖礼上，我们见到了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王储哈康·马格努斯，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挪威议会议长乌勒米克·托马森以及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们。

斯特勒坦言，挪威作为北约成员国，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但挪威执政党工党坚持呼吁废除核武器。挪威虽然尚未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但以观察员身份参会，并推进有关废除核武器的讨论。他如此坦诚地告诉我们这些，让我非常感动。

2024年12月10日，访问挪威期间，日本被团协代表委员田中熙巳、田中重光和箕牧智之一起高举反核横幅。

既无尊严地活，也无尊严地死

1945年8月9日，我在距离爆炸中心约6公里的长崎县时津町遭遇原子弹爆炸，当时才4岁。

我记得当时听到了飞机的声音，接着感受到一道从未见过的强光。随后，爆炸声和冲击波袭来，家中的玻璃全部碎掉，隔扇和拉门被掀飞。我们全家躲到了屋后的山上，长崎市的方向升起巨大的黑色“蘑菇云”，遮蔽了天空。

三天后，我的母亲前往爆炸中心附近寻找友人，遭受辐射后腹泻不止。父亲则一直留在市内参与救援活动，直到8月底才返回家中。此后他经常抱怨“浑身没劲”，“身体不听使唤”。

我的祖父在原子弹爆炸当年就去世了，祖母于四年后离世。我的父亲于1957年因肝癌去世。母亲进入60岁后也是反复住院，1999年因蛛网膜下腔出血离世。

我在29岁结了婚，妻子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第二代。我们育有一儿一女，子女均健康长大，但我女儿生下的孩子，出生时肺部只发育了20%。术后第三天医生便宣告“难以存活”。我只能安慰女儿说：“想哭就哭吧。”

我的妻子则在生下女儿后患上了胶原病，手指变得苍白，肾脏也在衰竭，自2009年起开始透析。之后，她的心脏瓣膜出了问题，于2016年岁末离世。

时至今日，我从不会主动对家人讲起原子弹爆炸的经历。只有孩子们问起时，我才会讲给他们听。对我来说，那段回忆太过痛苦、太难以启齿了。

核武器既不让人有尊严地活，也不让人有尊严地死。原子弹的辐射改变了我们的基因，即使时间流逝也仍在折磨我们。我在1979年出现了运动功能障碍，并因此获得原子弹受害者健康手册。

1985年，我受到“禁止原子弹氢弹爆炸日本大会”（原水协）的邀请，前往英国交流。此前，我在居住的矢野平地区成立了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协会，后被并入长崎的被团协。2018年，我出任日本被团协代表委员。我下定决心，未来要让第二代、第三代受害者以及那些没有核爆记忆的人共同支撑起反核运动。

有必要展示日方加害行为

2025年1月8日，我和被团协其他几位代表在首相官邸见到了日本首相石破茂。这场30分钟的会面令我无比失望。会场只放了几把椅子，没有准备桌子和茶水。这在日本会客礼仪上是非常失礼的。

2025年1月8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东京首相官邸接见了被团协的代表们。

我向石破提出，要将国家指定区域外同样遭遇核辐射的民众认定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其他代表亦提出，寻求国家补偿并敦促日本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石破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诉求，只是说了句“最终需要废除核武器”。

每年8月9日，我都会在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与日本首相见面。我曾向前首相安倍晋三递交过请愿书，请求他参观长崎原子弹资料馆。但安倍始终未能去长崎原子弹资料馆看一看。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日本首相和大臣参观过长崎的资料馆。

80年来，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几乎没有改变。虽然日本政府总是呼吁废除核武器，但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终极目标”。除非美国率先采取行动，否则这种呼吁毫无意义。

我对日本政治家的建议是，即使推行恶政，也不要发动战争。因为后者是动用国家力量、公然夺取人性命的行为。

今年3月，长崎市议会审议更新长崎原子弹资料馆的内部展陈方案，长崎市原计划将此次更新作为原子弹爆炸8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新方案中加入了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年表，其中提到“南京大屠杀”相关表述。然而，由于日本保守派团体的施压，长崎市计划在2025年度以后再做出决定。

日本被投下原子弹的原因是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所以，无论怎样展示原子弹爆炸的惨状，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国民都无法感同身受。日本右翼团体曾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但这是日本政府承认的史实。因此，有必要将日方的加害行为在长崎原子弹资料馆中展示出来。

不反省过去，必将重蹈覆辙。要知道，日本一些保守派和右翼势力给“村山谈话”贴上了“自虐史观”的标签。但这并非“自虐”，而是真正的“反省”。我们只有反省了，才能保证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才是正确地看待历史。

依靠核武器如何维持和平？

被团协不光反对核武器，也反对使用核电。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如果发生在福井县（注：日本核电站最集中的地方），后果将不堪设想。

核电站可谓“一座没有厕所的大厦”，因为日本根本没有可以处理乏燃料的地方。乏燃料又称辐照核燃料，是经受过辐射照射、使用过的核燃料，通常是由核电站的核反应堆产生。因为种种问题，青森县六所村的乏燃料后处理设施先后26次延期投产。至今，关西电力乃至整个日本的乏燃料处理都陷入僵局。

事实证明，人类根本无法控制核能，一旦发生事故只会束手无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已经过去39年，迄今无法得到妥善处理。福岛核泄漏事故亦然。可以说，我们人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我反对核武器，更不认同美国的“核保护伞”。很多人都记得，2023年5月，七国集团（G7）峰会在日本广岛举行。当时，各国首脑来到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并写下很多美好祝福。但让我们不满的是，最终发表的共同文件《关于核裁军的G7首脑广岛愿景》承认了核武器发挥防卫目的的作用，却只字未提《禁止核武器条约》。它完全建立在核威慑论的基础之上，与废除核武器的初衷背道而驰。

他们发布宣言的场所就在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旁边，更显得无比讽刺。

2023年5月19日，七国集团（G7）峰会在广岛举行，各国领导人参观原子弹爆炸圆顶屋。

我曾三次赴美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我的感想是，拥核国家和非拥核国家需要站在彼此的立场考虑问题，那种“只为了自己国家安全”的想法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

今年1月，我还访问了大力发展核能的法国。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法国目前拥有约290枚核弹头，位居世界第四。在法国西北部城市雷恩（Rennes），我与其市长及部分反核人士进行了交流。最后一天，我前往重要港口城市洛里昂（Lorient）参观核潜艇，并与基地内的200多名海军士兵进行了交流。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报告，全球共有12340枚核弹头，其中超过9600枚处于可用状态。而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核武数量的削减时代即将结束，几乎所有拥核国家都在2024年继续推进核现代化项目。

2025年1月16日，西班牙马德里的一所学校，田中重光向学生们展示长崎原子弹爆炸瞬间烧焦的屋瓦以及记录原子弹破坏力的相关文献。

然而，靠核武器来“守护”国家安全，如何能维持和平？过去80年来，世界各地都在爆发战争。而战争推手几乎都是拥核国家。拥核国家是为了使用核武器才持有它的，并以此威慑其他国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卷土重来，更让世界陷入混乱。他有着强烈的领土扩张和资源掠夺的想法。他还经常抱怨日本在“搭便车”，认为日美同盟只是让美国单方面承担防御别国的义务。

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向驻日美军提供了大量支持，承担了驻日美军基地的各项费用，还美其名曰“温馨预算”。2022至2026财年，日本需承担的驻日美军经费为1.055万亿日元（约合92.78亿美元），较2016至2020财年增加750亿日元（约合6.6亿美元）。

要知道，冲绳县的面积只占日本的0.6%，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集中在此。美军士兵多次被曝出对当地女性实施性暴力，可即使干了坏事，只要这些人躲进基地，日本警察就无权进入搜查。可以说，日本政府已丧失主权独立性。世界上再也没有像日本这样从属于美国、唯命是从的国家。

日本不应依赖美国的核威慑，因为这种依赖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日本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政府却始终依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完全没有体会到原子弹受害者的痛苦，也与建立“无核化世界”的主张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