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第二王朝，商朝存续六百余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如此重要的王朝却一个基本问题，即商朝国号到底是“商”、还是“殷”？
史记殷本纪中，除了“契”被“封于商”中提到“商”之外，包括盘庚迁殷之前的其他一切涉及国号的描述都是“殷”，比如开篇第一句就是“殷契，母曰简狄”，还有太甲时“诸侯咸归殷”、太戊时“殷复兴”等等。显然，司马迁更认可“殷朝”之说，而不是“商朝”，故而又叫“殷本纪”。
与史记一边倒不同，很多文献中是商、殷并存，比如《尚书》讲述虞、夏、商、周，第三篇名为《商书》，显然就是说商朝国号为“商”，但其中《西伯戡黎》一文中祖伊却对纣王说“天既讫我殷命”，可见商朝国号也可以叫“殷”。
按照传统解释，因为盘庚迁到殷地，故而由“商”变为“殷”，故而商朝叫“商”又叫“殷”。但这种解释看似有理，其实漏洞百出，因为从“契”到盘庚迁殷之前，商朝不知道迁徙过多少次了，难道每迁一次，就要更换一次国号？且，商契封地在商，后世商都早就不在商地了，那么为啥还以“商”为国号？可见，以“殷”为号不合理，但史书又明确记载商朝又叫殷朝。
既然如此，商朝国号到底是“商”、还是“殷”，或者还是两者共存？显然，想要揭开谜团，最好的办法是在甲骨文中寻找，而甲骨文给出的回答却颠覆传统认知。
甲骨文给出真相过去百年，大约一共发现17万枚甲骨文，但其中对商政权的称呼，只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没有一条称“殷”的。
甲骨文大师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序》中考证指出：“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
与之相反，甲骨文上只出现五次殷字，青铜器上出现一次，均是独字或两个字，似乎与地名没有关系。总之，甲骨文的“殷”，绝无可能是商朝国号。
其中，不少学者认为“衣”通“殷”，而甲骨文中的确出现不少“衣”的记载。学者冯时考证指出：“商人实仅以“衣”为地名，并不为国号，其与作为国号的商，区别非常清楚。故盘庚以后虽于衣地作大邑王庭，但在武王灭商之前，“衣”名始终都没有作为商代国号的情况。”
因此，事实胜于一切雄辩，商朝国号一直就是“商”，或者说自称为“商”，从未自称“殷”或“衣”。既然如此，“殷”之称号从何而来？
商朝为何又叫殷商朝为何又叫“殷”，其实原因很简单，西周青铜铭文已经给出答案：
利簋，一个叫“利”的贵族得到武王赏赐青铜，然后以此铸簋纪念祖先，时间在武王灭商之后，其中铭文明确提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就是还以“商”称呼商朝。
天亡簋，武王灭商之后，在嵩山举行祭天大典时，赏赐“天亡”青铜，然后铸造此簋。其中明确提到“丕克乞衣王祀”，其中“衣”显然指代“商”，就是以商朝王庭之地名——“衣”来指代“商”。
不过，以“衣”代“商”，在西周早期铭文上非常少见，基本还是称“商”。比如周成王时的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周康王时的宜侯夨簋铭文“（康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图”。但周康王晚年之后，开始普遍将“商”称为“殷”，比如大盂鼎铭文就说“我闻殷坠命”等等。
因此，商朝国号又称“殷”的原因，在于“被称殷”，就是周人的他称，这不是商人自称，史记称商朝国号为殷可谓大错特错。
问题在于：周人为何称商朝为“殷”，难道因“衣”称“殷”？
许慎说文解字认为“殷，作乐之盛称殷”，难道周人是夸商朝？但甲骨文中的殷字，却如同执殳敲击人的腹部，与“作乐之盛”显然不符。学者于省吾认为，“殷”字本义是疾病隆盛，得治疗，这与《广雅》“殷，痛也”解释相符。可见，以“殷”代“商”显然具有贬斥或告诫周人之意。
甲骨文中的衣字，其实就是衣服的象形，与“殷”毫无相通之处。天亡簋中以“衣”代“商”，不过是忠实的以商朝王廷所在的地理名称来指代商朝，或是由此避免言“商”，或是为了更准确的告诉上帝周人取代的是“衣地”的商政权，与“殷”显然不同。
因此，随着周人逐渐稳固统治，逐渐强大之后，就以“殷”来称呼“商”，其中暗含之意，或是贬斥商朝，强调周人夺权和统治的合法性，或也借此告诫周人，希望周人从殷商灭亡上吸取教训等意思。其实，这有点像后世，前期大致肯定前朝，政权稳固之后就大肆否定前朝。
值得思考的是，既然周人可以如此商朝，那么商人会不会如此对待夏朝，甲骨文上还可能出现夏朝国号吗？
参考资料：史记、尚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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