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为纪念百年建党历史，不少优秀影视作品陆续上映。央视热播剧《绝密使命》就是其中的典范。它描写了从1931年4月24日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到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色地下交通线如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毅然前赴后继、一往无前，护送大批重要人员和情报往来于中央苏区和白区之间。剧中的人物虽然大都用化名，但对照历史可以看出都是有历史原型的。如大表哥的原型显然是叶剑英、爷叔的原型则是周总理、洋大叔的原型是李德等。由于工作原因，笔者最近有去闽西苏区参观学习，对这段红色地下交通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绝命使命》金山剧照
这里要探讨的是，《绝密使命》中那位化名“金山”的中共领导人。剧中这位“金山”老先生头戴礼帽，戴着一副黑色镜框的眼镜，再结合对他背景的交代，1921年入党，参加过党的一大，年龄又比较大，算来算去，只有“苏区五老”中的何叔衡最符合条件。
大器晚成，积极投身革命
估计现在大家对革命先烈了解得不少，但对何叔衡的了解可能并不多。历史教科书上对何叔衡的着墨并不多，只是提到其与毛泽东一起在长沙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并同毛主席一起参加了党的一大。但是，在他身上却有极不平凡的地方。
何叔衡
1876年，何叔衡出生于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刻苦勤奋，嫉恶如仇。1902年，何叔衡考中秀才，县衙让他去管钱粮，他却愤于衙门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
何叔衡故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率先剪去辫子，宣传革命思想，此时的他已经是中年人。
1913年，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讲习班，成为了学校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为忘年交。此后数年，他一直宣传革命，在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后，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共产党员。1921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后，何叔衡便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化装去上海，翌年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1931年11月，何叔衡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被称为“苏区包公”。毛主席早年就说他：“何胡子是一头牛，有一堆真感情。”由于年过五旬，在中央苏区时期，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五人，被尊为“苏区五老”。
何叔衡对同乡毛主席的雄才大略也极为佩服：“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前程不可限量！”他还多次对“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老先生说过：“润之真的很了不起，中国有此人，幸甚！”
身为重要领导人，何叔衡为何被排除在长征之列？
在接连挫败蒋介石的前四次围剿以后，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在1934年纠集五十万大军，试图消灭中央苏区。由于博古、李德等人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他们抛弃了行之有效的游击战，转向阵地战与对手硬碰硬，结果可想而知，中央红军接连失利，损失惨重。
1935年５月，在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之后，中央苏区已经保不住了，战略性转移已是不可避免。为了筹划战略转移的相关事宜，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和保障准备。
准备长征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确定参加长征的人员，其中高级干部人选的确定非常关键。在当时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围追堵截的情况下，选择离开中央苏区无疑是冒着很大风险，可谓是九死一生，但还是有不小的活下去的可能。但是，如果被留下来在中央苏区，在敌强我寡的情况下，留守部队大部分都是伤病员，甚至很多是重伤员，死亡的结局大都难以避免。
而高级干部的去与留，其决定权在于“三人团”之手，准确地说，主要在于博古、李德。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红军虽然离开了苏区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区就应该放弃，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该长征。日后看来，有两类人被留下来是可以理解的。第一类人是负责留守的政治军事人员。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在中央苏区留下了红２４师和地方武装共１．６万余人，这些部队都需要有人指挥。于是，中央成立了“中央分局”负责日后原苏区斗争工作，这项工作的重担落在了项英身上，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备全面主持的经验。于是，中央任命其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应该说，项英还是识大体顾大局，他最终接受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领导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并为日后新四军抗日奠定基础。
另一类人则是因身体原因受伤无力长途跋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中央苏区还有３万余名伤病员，带着这些伤病员参加一场尚不知道具体目的地的远征，显然不太现实。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陈毅。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本想一起参加长征，但由于其在兴国作战时受重伤，还处于养病期间，只得留下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项英一道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更多的挑选参加长征人员的标准在于个人好恶，即与自己意见不合，在之前被认定执行“右倾路线”，在职务方面靠边站的高级领导人员大都被留下来。很不幸，何叔衡也属于这一类人。
表现看来，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何叔衡无疑有资格参加长征。而博古等人给出的留下来的理由在于，何叔衡年龄偏大，当时年近六旬，不适宜长途跋涉。但是，这一理由并不是很站得住脚。因为当时“苏区五老”中，唯有何叔衡被留下来。因为他在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期间，坚决反对过多地执行死刑，惹恼了博古等人，被认定犯了“右倾路线”错误，被免去了一切职务。
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只就军事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则只是告诉他一个数字，因此周恩来也不掌握具体的政治干部留守名单，只能在得知名单据理力争，争取多保留一部分参加长征的人员。事实上，当时在政治处于低谷时期的毛主席也险些被留下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中央红军转移后，被留下的何叔衡没有自暴自弃，和其他留守领导一起工作。但是，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中央苏区全部沦陷，红军留守人员处境更加困难。邓子恢不得不带领少量部队保护何叔衡转移。1935年2月24日，当何叔衡等人转移至今天福建省闽西地区长汀县山区时，被当地民团发现追捕。在突围过程中，由于何叔衡年老体衰跑不动了，担心会连累护送的战友，因此何叔衡曾突然抢过身边战士的手枪自杀，但遭到制止。不久之后，何叔衡又突然跳下了附近的悬崖，最终壮烈牺牲。他用行为实践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下图是笔者拍摄的何叔衡同志英勇跳崖牺牲处的大理石纪念碑。
位于福建省长汀县的何叔衡同志死难处纪念碑
由于事发突然，且追兵迫近，护送何叔衡的红军官兵来不及救援，只得快速撤离。关于何叔衡的死因始终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于是，在建国后，1962年4月，福建省当地公安机关对当年参与围捕何叔衡同志的民团的团丁进行了抓捕和审讯。在审讯福建省地方保安团第二大队队长李玉时，才找到了比较可信的答案。据李玉交代，当时他们在追捕红军时，发现在山崖下的稻田旁躺着一个老红军，当时他还没有死，于是保安团对其进行搜身，这个老红军一把抓住了自己的脚，于是自己身边的号兵熊辉就打了他一枪，他站起身来以后也打了他一枪。就此，何叔衡的最终死因得以查明，他是跳崖后被摔成重伤，在奄奄一息的时候仍然誓死反抗，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连开两枪以后才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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