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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彤

“一条重金属超标的恒河水，既可以直饮、淋浴，还可以撒骨灰。”
“女性地位低下，只能早早辍学。”
“考试作弊装置数不胜数，可以安在任何隐蔽的地方，领带、手表、眼镜，甚至内裤里。”
这是很多人眼中的印度。
印度人正在“统治世界”。英国首相是印度裔，葡萄牙总理也是印度裔，摩托罗拉、诺基亚、百事可乐、联合利华等知名公司的CEO，都是印度裔。
这也是很多人眼中的印度。
在印度工作、生活了七年后，张文娟才终于能够看清印度的轮廓，“印度真实的样子与中国民众的认知并不一致，它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本的想象。”
2014年，一次偶然的工作机会将中国学者张文娟带到了印度，她来到金德尔全球法学院（后文简称金大）任教，成为了“印度大学聘用的第一位全职从事法学教育的中国籍老师”。
2023年，张文娟出版《雾与悟：亲历印度》一书。从中，我们会发现印度教育的混乱自有逻辑，它既塑造了一批“做题家”，又成就了改变世界的精英。

“神啊，请保佑我，名列前茅考上印度理工学院”“我真的需要你们的祝福”，补习班门口的墙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祈祷。几乎每一间宿舍门上，都贴着“请不要敲门打扰”的标语。
在印度，“做题家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科塔，印度的“毛坦厂”。每年超过20万名青少年只身来到这里，日复一日地窝在隔间里疯狂背书，这是一些学生跨越阶层，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125万名学生会参加印度理工学院联招考试，最终的录取率低于1%——而据统计，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率为7.9%。
张文娟在《印度高考有多难》一章中写道：“印度高考虽非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也是别样的压力山大。这种竞争来源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缺乏、偏好特定专业的固执观念、种姓特留权的制度配额，以及准备各种考试的精力消耗……不专门就印度高考教育体系进行研究的人，很难明白印度学子的苦衷。”
竞争激烈的科塔工厂只是印度高考的缩影。
印度高考并非政府统一命题，而是一种分学科甚至分学校的考试，考生需要多头准备。报考医学或牙医的学生要参加全国资格考试，报考工程学或机械学要参加联合入学考试，报考法学则要参加“共同法律入学考试”。一些私立学校还会引入自己的考卷，或自主命题招生。
学子们不仅要准备多元考试内容，还经常被不同的考场规则弄得不知所措。
2021年高考季，阿萨姆邦一位19岁的女孩先后参加两场考试，却在第二场考试被监考老师拦在门外，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许进考场——“因为穿短裙”，女孩的父亲只好驱车8公里给她买裤子。考试结束后，女孩找媒体投诉：“考试通知上没有明确规定着装要求，穿同样的衣服参加医学院联合考试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到这所大学就被限制？”
此外，印度社会有很强的重医学和重理工的传统社会观念，偏执的学科观念让成绩好的学生涌入同一赛 道。
印度的高等教育数量看似庞大，但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实则稀少。根据《2022 QS世界大学报告》，印度进入前1000名的大学只有22所，进入前500名的大学，除印度科学院，其他七所全是理工类院校。
张文娟讲起金大库玛尔校长的一段经历。库玛尔的哥哥考上医学专业后，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庆祝，而当库玛尔选择修读法学时，所有的亲戚第一时间赶来安慰他的父母，因为他选择了文科，“大家都觉得是很悲哀的事情”。
而印度此前废除种姓保留下来的特留权配额制度，让竞争更加残酷。为保证低种姓群体接受同等教育，中央公立大学保留着49.5%的特留权比例。遗憾的是，很多低种姓孩子走不到高考便已经辍学，导致名额空缺，非低种姓的人却渴望入学而不得。
因为竞争激烈，作弊曾一度在印度盛行，甚至连替考都发展成了一个行业。2015年，比哈尔邦的教学楼墙外，爬满了通过窗户向孩子递小抄的家长。2016年，高考文科状元拉伊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不仅拼错了“政治学”，还向记者表示这是一门有关烹饪的学科。调查后才发现，这名“学霸”通过作弊取得高分。

可印度的魅力或许正在于，当你惊诧于其高考制度的混乱时，象牙塔尖上，这个国家又在源源不断地向国际输送精英。
2023年9月，尚达曼当选新加坡第九任总统。截至目前，已经有7个国家的总理、首相或总统是印度裔。在硅谷，印度裔CEO的比例越来越高，几乎“占领”了硅谷大部分的跨国科技互联网公司。
回想起自己最终被金大打动，选择来到印度这个陌生的城市教书，张文娟称，这与校长库玛尔不无关系。
这份工作最初由张文娟此前认识的印度学者介绍，报着试试看的心态，她投递了简历，却没想到不到半个小时，便接到了库玛尔亲自打来的远洋电话。库玛尔十分欣赏她此前在中国公益组织10年的实践经验，很快发来了offer。入职后，张文娟发现，库玛尔看人很准，且用人非常多元化，他大胆聘请不同意识形态的学者，有些甚至是印度最具“批判性”的人。
为何印度能培养出这么多有国际竞争力的精英？这是张文娟一直以来的困惑。在不断与印度精英共事的过程中，她找到了一些答案。
这不仅与印度学生本身需要掌握英语、印地语以及另一门外语的语言教育优势有关，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大家庭生活习惯与复杂、多元的文化环境。这让印度精英既具有多元环境中的沟通力、决策力和执行力，也擅长搭建双重社会网络，既包括互助式、低功利性的社群网络，也包括偏功利目的的社交网络。
印度人很重视大家庭，这不仅是对父母的爱和责任，还有以此为基础的大家庭互助关怀。在新冠疫情期间，张文娟收到最多的请假理由，是要回去照顾家中感染的亲人。子女面对复杂、庞大的家庭，从小就要在家庭中学会沟通，解决很多问题。“解决的问题越多，沟通力和领导力越强。”
而想要理解印度的文化，就必须理解印度混乱中的内在秩序。
第一次踏足印度时，马路上的情景首先“冲击”了张文娟。与北京宽阔的道路与有序的车流截然不同，这里左边是大卡车，右边有人骑着大象，汽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竟然还很少剐蹭”，再一转身，一栋豪华的五星级酒店赫然矗立在眼前。
在印度，100个人可能信奉100种神，只要能逻辑自洽，说服他人，任何观念都有存在的可能。“这里太多元太矛盾了，不停地被冲击会让你感到困惑，你只能去独立思考，去建立自己的观点。”
除此之外，“Jugaad”一词或许也能够帮助我们瞥见印度盛产精英的原因。这是一个独属于印度的词汇，意味着随机应变，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在印度，如同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中兰彻的口头禅“All is well”一样，有创造力的印度人可以把任何物件，哪怕是垃圾，组装在一起，以解决眼前的问题。勺子组装成电灯线就可以导电，吸尘器、相机清洁器也可以变成救命的胎吸装置。张文娟还听说过疫情期间为应对油价上涨，一位农民自己组装出一辆太阳能四轮车，充满能跑300公里。
印度正创造着自己的奇迹，正如库玛尔校长所说：“印度是一个不可能的国家，但只要去做，又是一个充满可能的国家。”
有 150 万学生注册了
2023年4月，印度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起点（刚独立时）文盲率为80%多。直到独立近30年，印度才发现如果基础教育发展不好，高等教育的受益人群将更加受限。
在学校分类上，与中国大规模普及公立教育不同，印度的学校有四类：公立学校（政府举办的）、私立学校（有政府资助）、私立学校（无政府资助）和社区学校。
印度倡导就近入学，但公立学校设施普遍落后。到2018年，印度公立学校中有围墙的只有64.4%，设女厕所的只有66.4%。到2017年，印度有85743所学校只有1位老师，28%的小学只有不到30名学生。老师的教学能力和责任心也普遍较差。这导致中产家庭几乎不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而是去私立学校就读。“至于私立学校，也不都是优质资源。”张文娟补充。
尽管种姓制度已经废除，但阶层固化深深扎根于文化之中。
几年前，张文娟的学生曾到村里调研种姓的历史遗留对教育的影响。低种姓家庭往往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不能给子女提供私立学校的优质教育，仍然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另外，高种姓的农村女孩也容易辍学，“因为他们担心孩子在学校万一遇到性侵或自由恋爱，都可能给家族带来声誉伤害。”
尽管政府在不断努力改善教育问题，但在文化的禁锢之下，进程缓慢。
张文娟提到，“印度的高考非常难，寒门学子翻身的比例很低，但并没有泛滥的教育焦虑”，为何会如此？
一方面是因为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即便身处贫苦的家庭，即使没有考上最好的大学，“仍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在支撑着他们”，对印度人来说，想清楚自己是谁，自我与环境的关系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印度小学课本中反复强调的内容。
另一方面，去掉印度理工大学等几个头部学校，印度社会对于什么是好的大学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的邦都有自己偏好的大学，“有时候提到一个别人从没听过的大学，家人也还是感到自豪”。
正如张文娟在书中所写，“教育的能与不能在印度这个国家都体现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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