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越南当局对我国的态度，经历了急剧变化。1969年，长期对华友好的胡志明去世，黎笋成为越共第一书记。随着越南统一以及该国外交政策的变化，黎笋完全倒向了苏联。而中苏关系此时正处在历史冰点，1969年刚刚爆发了珍宝岛冲突，双方在国境线上紧张对峙。

越南当局受到苏联支持后，不断在中越边境挑事，越军多次侵扰并杀害我国边民。1978年小平同志成为中央领导核心，为保护领土主权、赢得良好的改革开放环境，决定出兵惩戒“越小霸”，第二年便爆发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前越南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但因其主力部队忙于侵略邻国柬埔寨，导致国内兵力有限。越军统帅武元甲很担心解放军的大举进攻，毕竟越军在战前准备上是比较被动的。

由于越南刚刚获得统一，此前经历长年战争，确实磨练出一大批有战斗力的官兵，武器装备在苏联支援下也得到了更新。越军上下膨胀士气较高，尤其黎笋本人信心满满，并没有把多年未参加大战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但武元甲多少有些不同：他年轻时来过中国，接触了一些解放军将领；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曾派出顾问团进行“援越抗法”，武元甲近距离向陈赓大将请教过，认为他的军事水准很高超。

79年反击战前，陈赓早已病逝，但另一位给武元甲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将还在，就是粟裕。作为潜在的军事对手，武元甲专门研究过解放军部队及将领，陈赓位居开国大将第四位，粟裕则是十位大将之首。比起能征惯战的陈赓，粟裕更胜一筹：他特别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比如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粟裕领导几十万大军游刃有余，武元甲十分叹服。

就在抗法战争期间，粟裕没有踏上过越南土地，但却给陈赓提出过“猛虎掏心”的打法，这一招越军还真用上了，他们组织突袭实力占优的法军，十分奏效。所以多年之前武元甲便领教过粟裕的水平，那还是在远隔几千公里的情况下，粟裕都能做到运筹帷幄，这种心理震撼非同小可。1979年粟裕大将还健在，武元甲比较惧怕粟裕，担心北京方面指定粟裕统兵挥师越南，自己难以抵挡。

不过1979年2月真正开打时，解放军的统帅不是粟裕。粟裕留在北京后方坐镇，解放军的两线总指挥分别是许世友和杨得志。其中许世友在东线的动作较大，杨得志将军在战争初期意外病倒。听说粟裕没有带兵，而是由许世友负主责，武元甲一度松了口气，在越军司令部内谈笑风生，感到压力骤减。对于许世友，武元甲不像对粟裕那样了解，他认为许世友的军事能力肯定不及粟裕；另外武元甲认为，我军决定让许世友统兵，说明总兵力及作战意愿，似乎没有他之前预估得那样强。也许不管许世友还是杨得志，都入不了武元甲的“法眼”，算不得中国最优秀的将领。

这可是有眼不识泰山了。武元甲高兴得太早，预估得也不对，他是很自信，然而战场上以实力说话，“打脸”来得非常快：79年反击战我军总共调动56万重兵，两线解放军势如破竹。事实证明，不管我方主将是谁，武元甲都无力抵挡，越军在短短一个月内节节败退，最终吞下苦果。值得一提的是，他此前忌惮的粟裕，作战进程中和另一位“战神”徐向前一起，在北京全程为前线作战把脉、参谋。以武元甲的智谋和能力，这可如何招架得了？

通过这一战，我们的国威军威得以彰显，对接下来一个时期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武元甲跟其国内的一些人还是很不同的，他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华”人士。武元甲久经战阵了解历史，尤其对于中越关系友好的那段时间，个人是十分怀念和褒扬的。

只不过作为一名军人，在特定条件下还是首先考虑为国出战，79年很遗憾地与解放军兵戎相见。八十年代末中越关系再次改善，不光结束了多年轮战，还重启贸易往来。武元甲心里很高兴，专门来到中国参加1990年亚运会开幕式。他来到北京后，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提出了衷心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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