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靠衣装马靠鞍，不管生活在哪个年代里，人们对于衣着的审美追求都没有停止过。
远古时期的骨饰、先秦的汉服、春秋战国的深衣、魏晋的宽衣博带、隋唐的胡服、宋朝的燕居服等，都体现了不同时代里大家对于服饰的不同需求和审美兴趣。发展至明朝，“断腰袍”成为主流，在明朝276年间独领风骚。
（明朝出行图）
“断腰袍”并非明朝百姓的自创之物，其糅合了元朝、蒙古国的粗犷审美特色，又上承隋唐服饰基本形制，最终演化出自己别具一格的审美特色。
在汉服文化广为流行的今天，明朝断腰袍广受各位服饰玩家的青睐，尤其是喜欢独具英姿飒爽之风格的现代年轻人中，绝大多数时候都会选择明朝断腰袍作为自己的“必杀技”出现在汉服文化节日场面中。
一、元朝服饰与明代断腰袍的渊源
（明朝疆域图）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国封建王国虽存在科技、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严重落后的问题，但却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民族文化财富。我国人口总体以汉族人民为主体，多民族共存为补充。绝大多数人眼里，汉人才是中国本质上的“主人”。但世事难料，在汉人磕磕绊绊、反反复复统领国家数千年之后，清朝再次上演少数民族当政的戏码，令人不禁稍感惋惜。
（古代断腰袍）
在政权管理、军事力量悬殊差异下，我国经常陷入外族当政的尴尬境地，使得明朝统治者更加注重在文化治理过程中，“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尽可能保持汉民族文化的重要地位。
当然，计划赶不上变化，中原腹地时刻受周边游牧民族虎视眈眈，元朝蒙古国政权与明朝政权时常交替共存，导致蒙古国服饰文化对中原产生巨大影响。
（元朝疆域图）
（元朝皇家图）
明代断腰袍与元代蒙古族的质孙服、本朝曳撒及贴里具有深厚渊源，外观表现为上衣下裳相互连接，腰部通过横向分割线进行区分并配有腰饰，主要区分为曳撒贴里类和深衣类。这种服装外形利落大方，给人庄重之感，但作为封建社会服饰类型，其不可避免的存在严明的等级划分制度，明朝时期的老百姓并没有权利随意穿着自己的衣饰，需要根据自己的血缘关系、社会地位进行明确区分，造成其衣着制作工艺的标准化特征。
二、“贴里”与“曳撒”的款式设计
贴里和曳撒从科学的服装结构意义上看，来源于元代时期蒙古族服饰中的辫线袍。说到这里，是不是有人想到了明朝不是施行“上采周汉，下取唐宋”的政策方针嘛，怎么其服装却源自外族呢？这就要说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了，保持汉族尊贵地位固然重要，可是放着别人的优点不学不是更傻吗。
（曳撒）
在元朝，断腰袍并非贵族衣物，而是其内廷侍卫、质孙宴乐工、扈从等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群的日常服饰，而王孙贵族则只会在游猎、射骑等场合中穿着，因为其服饰结构干净利落，适合“干活”。
（贴里）
质孙服包括辫线袍，由于场合需要和身份象征需要，质孙服分为王公大臣“没有细褶”的一类和乐工及卫士所穿的腰间有细褶的一类，从衣物细节处为其人物地位作出明确区分。《坚瓠集》记载：
“元亲王及功臣侍宴者则赐冠衣，制式不一，谓之只孙”。
从中看出，质孙服由皇帝赏赐而来，并且根据大家的朝纲地位、血缘亲属作出具体样式上的差别。
总体来看，元朝质孙服具有地位区分和方便活动两大优势，且在审美层面上讲也干净利落，大气爽朗，十分符合皇家气质，使得后期明朝统治者对这一服装形式产生“好感”并加以学习。
在明朝断腰袍之中，“曳撒”的地位高于贴里，曳撒作为外衣穿着、贴里则作为内里穿着，也通过具体的制作工艺及造型对穿着者的身份地位作出相应区分。其中，曳撒是元朝“质孙”的音译词汇，辫线袍是质孙服的类型之一，曳撒区别于元蒙辫线袍和贴里，成为中原文化和蒙古文化相互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代表。
“贴里”源于辫线袍，“制如窄袖衫，腰作辫线细褶”（《元史.舆服志》）。贴里相对而言更加紧窄，“腰间密密打作细褶，不计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鞑人摺多尔。又用红紫帛捻成线横在腰上，谓之腰线，盖欲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
这种腰间打褶的方式既存在审美意义上的设计，又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大家的腰部，对腰部形成一定的支撑性力量，保障大家在骑马射箭过程中腰部的安全状态。
（明朝线辫袍）
明代早期冠服形制与元朝线辫袍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说明其服饰还未经过明朝汉代人的本土化创新，从《明宫冠服仪仗图》来看，其二者之间除了领子的形制具有较大差别之外，其他地方如出一辙。
明朝统治者学习并延续元朝服饰用来区别大家身份地位的重要功能，如《皇明大政记》所言：
“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此燕闲之服也。次则飞鱼，惟入侍用之。贵而用事者 ，赐蟒，......”。
宦官作为皇帝身边必不可少的随从，在明朝得到极大重视，其服饰秀有蟒蛇，系有鸾带，象征其重要身份地位。
身份低一级别的侍从，则身穿飞鱼服，在胸前秀制四爪飞鱼纹，即带有鱼鳍、鱼尾、角和爪的飞鱼类蟒。针对大家的身份地位，在秀制的蟒蛇图案上相互区分，从爪的数量、图案的位置、颜色等多方面进行严格规定，形成具有较高象征性功能的服装类型。
三、先秦、唐宋与明朝断腰袍的关联
（明朝深衣）
明朝断腰袍除了吸收元朝蒙古族服饰特点，还极力传承汉族传统服饰文化，“深衣”便是在汉族人民传统服饰中学习而来。
“深衣”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服饰在穿着过程中能够将人的身体全部遮盖、密不透风，且其衣服形制在多个部位都具有独特的象征性，意义深厚，因而取名“深衣”。
《五经正义》有言：
“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
具体在制作过程中，深衣的上下两半部分呈分离状态，在完成各自裁片之后，再将二者从腰部缝合起来，制作成为整体性的长款衣物，象征尊祖承古。
（先秦深衣）
深衣具有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包罗万象的东方美德意蕴，其袖口宽广，袖根收紧，表示天道圆融，领口处以直角形态相互交叉，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下摆平齐，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其衣物形制强烈体现出先秦时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传统深衣在唐朝时期经过改造，更具时代意义，也就是当时兴起的“襕衫”。襕衫与传统深衣的区别在于膝盖处多了一道接缝，称“横襕”。襕衫由唐代马周创新而来，一般认为这道横襕是对衣裳制古意的恪守而刻意加上的。
襕衫出现于唐朝，于明朝得到广泛流行。《新唐书·车服志》记载：
“是时士人以棠苎襕衫为上服......”
由此可见，唐朝人士对于这一服饰深感喜爱，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之间备受欢迎。
（唐朝襕衫服）
唐朝时期的襕衫使用者以“士人”为主，到了宋朝则在其文化艺术大力发展的背景下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相比于其他朝代，宋代社会文化更加自由，襕衫出现在更多场合之中，而且很多男性还以身着襕衫为傲，对襕衫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开始，襕衫得到大力继承，但在前朝基础上加深等级象征，如元朝质孙服一般为其加上更多的政治地位象征，更具社会象征性意义。
结语
明朝断腰袍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交融特性，又是明朝帝王上承祖制、创新发展的结果。在明代断腰袍的发展过程中，元朝蒙古族质孙服、线辫袍、先秦深衣、唐宋襕衫都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总而言之，明朝的断腰袍既从文化包容、交流互通的角度，对外族文化加以学习，又从古制传承的角度，对先秦以来的传统“汉服”进行承袭，表现出明代社会对于多种文化元素的几大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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