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鱼

面对强大的同档期对手《沙丘2》,或许《被我弄丢的你》唯一能仰仗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郑执。由作者本人亲自操刀改编,加上比较贴近年轻人现实生活的题材,以及两位主角养眼的颜值,本片确实有值得期待的潜力。

然而,影片实际呈现出的效果却让人一言难尽。矫揉造作的文艺、尴尬干瘪的台词、空洞无物的主题,都使得本片更接近于低配版的《花束般的恋爱》。看着部分网友犀利、无情的吐槽,很难想象,这部电影竟然出自《仙症》《生吞》的作者之手。

比起改编过程中的成败得失,由本片引发的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是,以郑执、班宇、双雪涛等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在离开了“东北”和“父辈”之后,到底会何去何从?进而言之,比“东北书写”这个文艺创作范式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

新东北作家群与青春伤痛文学

本片对原著小说大刀阔斧的改编确实算不上成功。虽然两者着眼的都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问题,但小说里白晓宇和王斤斤的困境主要来自于婚后生活的琐碎,包括如何缓和婆媳矛盾,如何分配夫妻的育儿和家务时间,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甚至还有如何面对婚外的诱惑等。总体来看,小说的重心落在了婚姻的七年之痒、夫妻的中年危机。

电影虽然新加了爱伦·坡之类的文艺梗以及剧本杀、制片人之类的职场戏,意在突出年轻人遇到的现实问题,但和小说相比,影像的整体气质都更接近“青春伤痛文学”。白晓宇和王斤斤在出租车上背诵小说、高铁和货车擦肩而过、在游乐场里用cosplay(角色扮演)的方式求婚……这些俗套、尴尬的桥段显示出本片的致命伤——失去原作现实主义的底色后,作品显得悬浮、造作,缺乏说服力。

何以至此?是因为檀健次和张婧仪的形象都太过青春,还是为了更亲近当下的年轻观众?郑执当然有他自己的考量,但如果回看他以及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经历,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事实上,不管是双雪涛的《聋哑时代》,还是郑执的《我只在乎你》,这些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的早期作品,都有相同的弱点——虽然拥有强大的情感力量,但缺乏把握生活真实细节的能力。比如《我只在乎你》里的父子情是感人的,但主人公苏凉人见人爱、处处留情的桥段则显示出作者的青涩和稚嫩。

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实力,更不是要质疑他们得到的肯定是不是“过誉”,而是希望能更全面地看待来自不同读者、不同观众群体间也许并不彼此认同的意见,探究在各自言说或交锋之间显露出来的隐藏信息。简而言之,就是试着去重新认识郑执们。

诚然,每一位作家的写作都有一个成熟的过程,难免会走弯路。双雪涛在检视旧作时就曾承认,自己写过一些“做作”和“浅薄冰冷”的东西;郑执也在《我只在乎你》的序言里感慨,24岁的他还“不懂什么是好的语言,不懂怎么样心平气和地讲故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在年少时留下深刻印记的“青春伤痛文学”,或许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创作中完全退场。

离开“父辈”之后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由班宇担任文学策划的《漫长的季节》。该剧中的“傅卫军-沈墨”的人物关系像极了《白夜行》中的“西本雪穗-桐原亮司”。如果不是以王响为代表的“父辈视角”的加入,整部剧集完全有可能滑向“青春伤痛文学”。事实上,《漫长的季节》的原作小说《凛冬之刃》描绘的正是一个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残酷复仇故事——虽然很有爽感,但完全不具备电视剧的思想深度。

由此不难看出“父辈”对于新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性。也许郑执当年的《我只在乎你》并不成熟,但它却已暗示了其之后的写作范式:用双线叙事让“父亲”与“儿子”的青春相互交叠,彼此印证。他们同样桀骜不驯、意气风发,又同样遭到世界的痛击。这也是许多班宇、双雪涛小说中有关“父亲”的母题:寻找、理解、成长。

不同的时代为这些男人铺设的环境或有不同,但人生的本质并无不同,“儿子”最终理解了“父亲”,也就理解了生活的本质。所以,我们或许从来不应该过分凝视郑执们小说中已经逝去的创伤时刻,比如下岗、再就业等,因为他们三人书写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故事,而是在借用“父辈”的人生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悟。

这也是为什么一旦离开“父辈”,郑执们的作品就显示出“无根”的状态。双雪涛的《刺杀小说家》和郑执的《我在时间尽头》都曾被改编成电影,但无论从口碑还是票房来看,都算不得大获成功。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具备驾驭某个奇幻设定或者精彩故事的笔力,而是因为他们在失去了“父辈”这个最重要的参照物之后,单靠想象力很难掩盖现实感的匮乏。

如果说《漫长的季节》的封神,是因为它表达了普通人的生活,用王响这个“父辈”的艺术形象使朴实、善良、仁义等传统价值观“落地”,那么当郑执们开始描写“子一代”的现实生活时,应该如何去重新确立属于这个时代的道德感和美学?

就拿《被我弄丢的你》来说,当两个深爱彼此的年轻人遭遇现实生活的迎头痛击之后,什么是他们应该坚守的价值观、道德观?他们该坚持的生活理想又该是什么?至少从目前来看,郑执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于是,整部电影翻来覆去在讲述的,只剩下“一个走得太快,一个留在原地”之类的陈词滥调,只剩下白晓宇是不是“恋爱脑”、王斤斤是不是“渣女”之类的热搜话题,只剩下青春伤痛文学式的无病呻吟。

如何“走出东北”

如果说郭敬明的《小时代》是在世纪之交制造某种关于消费主义、精英阶层的幻影,那么和他年纪相仿的郑执们则用“东北书写”擦亮了父辈的尊严,也擦亮了普通人的尊严。可值得玩味的是,《被我弄丢的你》又在有意无意间向前者的青春伤痛文学靠拢。

比如,白晓宇之所以被认为“停在原地”,就是因为他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设计师,只能和好友开剧本杀馆。而王斤斤“走得太快”,是因为从策划晋升为制片人,实现了职业生涯和社会地位的跃升。尽管电影试图用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来凸显爱情的可贵,但实际上并没能解答两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如何保持步调一致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在“东北书写”中本不该成为问题。“东北”曾被视为反现代化的存在,甚至被歪曲为愚昧、蛮荒、粗野的某种“奇观”,但郑执们的写作成功重塑了公众对于东北的想象与认知。这种重塑不同于简单的颠倒,不是将对于东北的贬损转为对于东北的夸赞,而是成功颠覆了由消费主义、物质主义造就的成功学想象——《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也许是世俗标准衡量下的“失败者”,但所有观众都会承认,他不仅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值得被尊重、被喜爱的“强者”。

可是,《被我弄丢的你》似乎再一次迷失在了成功学里。以白晓宇、王斤斤为代表的都市漂泊一族应该如何像王响一样,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如果白晓宇赚不到钱,发不了财,那么是否就如王斤斤的闺蜜所说,两人只能过所谓“平庸的”“没有意义的生活”?

通过对于父辈的回望,郑执们好不容易重新确认尊严的价值。可令人担忧的是,在离开东北,走进现代化大都市后,他们会不会又把尊严还给了成功学?如果说文艺创作是为了生产一种共享的语言、思想和审美传统,那么,“东北书写”也不应该被局限在某个地域或某类人物之中。

王响的时代毕竟已经远去,在向他表达敬意和怀念,得到心灵的抚慰之后,我们都不得不“别回头,向前看”。“东北书写”当然有其地域性、特殊性,但包括笔者在内,许多没有东北生活背景的读者也曾被郑执们深深打动。这就提醒我们,必须把“东北”放在更广阔、更生生不息的视野中去理解。因此,郑执们理应“走出东北”,也必须“走出东北”,书写更多当代普通人的命运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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