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开始，国家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盐铁官卖。从此之后，盐税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重要的一笔收入，历朝历代都对贩卖私盐一律处以重刑，可以说，在封建时代，贩卖私盐和现在贩毒一样。
历朝对于贩卖私盐都是以严酷律法对待，这实际上就是权力寻租是垄断的衍生品。就像硬币的两面，腐败与垄断共生共存，不管朝代如何更替。这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历朝都对盐政进行过或多或少的改革，但其核心目的，不在于打破垄断，而在于堵塞漏卮，尽可能提高政府的盐利收入。这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改革盐政，权力寻租和腐败都如蝇附羶，驱之不去。
但问题在于，官盐质量差，价格高，私盐便宜价格便宜。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就爱买私盐，于是私盐贩子就合理但不合法的出现了，虽然朝廷严厉查处，但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贩卖，因为私盐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盐政，和历朝历代的兴衰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私盐贩子会因为赋税过高，所以被逼无奈，只能铤而走险公然造反。
而比起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贩盐才是最挣钱的行当。以至于提及明清两代的富商，人们的第一印象，不是开银号的晋商，也不是游商全国的徽帮，而是大名鼎鼎的盐商。而满清道光年间的盐枭黄玉林一案直接导致清朝改动盐政。
道光十年四月，北京，紫禁城，养心殿，道光皇帝办公室。
此时的道光皇帝接到江苏巡抚上奏一封密折。在奏报里，湖南巡抚称，53岁的黄玉林是一名贩私惯犯，数次逃过大清的律法制裁，如今正在江苏仪征为中心，构建起一支跨越数省的庞大贩私队伍，旗下拥有大船、小船无数，接连不断地运送私盐，每次贩私“以数百引计”（一引大概400斤，数百引相当于几万斤）。已经形成了巨大商业规模，给官盐造成了极大冲击，不仅造成国家税收流失，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已经有了武装押运，这些走私船上刀枪林立既是预防官府也是为了防止他人劫掠，地方官府都不敢检查，当然他们每到一处都是银子开道，每个关隘都有受贿的官吏与其勾结，任其往来，不加阻拦。
更可怕的是，黄玉林为邀结民心，规定他的队伍只贩私，不抢劫，不偷盗，而且是乐善好施，济危扶贫。博取民间好感，在老百姓眼里，他们是打击报复官商联合哄抬盐价的侠盗。
道光看罢对这份密折震惊的无以复加，贩运私盐打压就是，而一旦形成规模并具备了武装力量，这就太令人震惊了，完全有可能演化成唐末高仙芝或元末张士诚的造反态势。这种事件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大清帝国绝对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道光立即下旨两江总督蒋攸铦在严厉斥责之余，要求蒋攸铦必须破获，缉拿，彻底地将黄玉林这一武装匪徒消灭。蒋攸铦身为两江总督对于此事自然是心知肚明，他知道更多道光皇帝不知道的内情，黄玉林作为满清最大盐场两淮盐场的最大的盐枭，已经和地方衙门彻底融为一体，多少官员在黄玉林的“公司”里有股份他不得而知，但蒋攸铦知道，只要他下达剿灭黄玉林的命令一下，两江顿时就有可能会发生兵变，到时候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他蒋攸铦。
因此，蒋攸铦希望通过招安，让黄玉林为官府所用。如果黄玉林接受招安，那肯定能帮助抓捕一大批盐枭，还能影响一大批盐枭主动投案。官盐的销路一下子就打开，国库收益也会大幅度增加。于是蒋攸铦将招安方案报告给道光皇帝的时候，道光立即意识，蒋攸铦不是个能干事的人。
就在道光还没有批复的时候，蒋攸铦就和私盐贩子协商成功，黄玉林带领他的马仔伍步云、伍光藻等8人，船12只，私盐37000斤，主动赴官投首，接受朝廷招安。随后，在黄玉林的配合下，两江盐政迅速破获了另一起大案，一次就缉获李玉良、顾大、王三等12名大盐枭。受此影响，盐枭不断自首，“有业者170名，无业者243名”，合计400多人，没收白银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两。这一大案是自嘉庆之后最大一起私盐大案。
蒋攸铦原本以为这个案子可以完美结案的时候，万万没想到，黄玉林愿意接受招安，原来只是缓兵之计。仅仅两个月后，黄玉林“复图贩私”，重新谋划起贩私大计。而之所有接受招安，不过是为了借助官府之手打击同伙而已，还有就是面对官员无底线的讹诈，黄玉林有些承受不住了。
黄玉林的反叛无疑是打了道光皇帝的脸，道光此刻勃然大怒，立即把蒋攸铦罢职，命新任两江总督陶澍重办此案。陶澍作为道光一朝能臣很快将黄玉林处决，至此，清代最大的盐枭案落幕。
陶澍是一个有想法的能臣，杀了一个黄玉林，根本无法解决多年来私盐泛滥的问题。他知道，私盐泛滥，盐枭振臂一呼天下从的根源，在于虚高的盐价；而盐价虚高的根源，在于垄断。自明万历后期实行“纲运法”，盐商世代相承，与官府勾结，将盐业当成自己的世袭领地，不容他人染指。即便是明清易代这样的大变局，以徽商为主体的大盐商仍旧牢牢掌控着盐业核心，坐得暴利。
不久，陶澍在淮北地区推行盐政改革，以“票盐制”代替“纲盐制”，废除原有的盐商垄断体制，无论何人，无论资本多寡，只要照章纳税，就可以领票运盐进行贩卖。这样一来，许多中小商人进入盐业领域，冲击了原来的大盐商，使得大盐商权力尽失，而盐政则大为改观。票盐和纲盐相比，最大的优点是打掉了各种灰色和黑色成本，让食盐回归到相对低价的状态，就是让老百姓吃得起盐。
陶澍的改革，极大地触动了既得利益者，以至于徽商都在诅咒他。但他之所以有能力推动这项改革，除了个人的魄力之外，主要还得益于当时的背景——盐政久未改革，帝国盐利又被侵蚀得厉害，国库没有银子了，陶澍的票盐制，恰逢其时，因而得到了道光的首肯。可以说，陶澍的票盐制，已经是帝制时代盐业垄断前提下，最具自由贸易性质的了。然而，这次改革还来不及推广，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让清朝错失了解决私盐问题的时机。
当盐枭卷土重来，清朝的统治已进入了倒计时。这一次，盐枭不仅是团伙化、武装化，而且跟着时代发展，集纳了会党、帮派、革命等多种身份，相当于唐末、元末盐枭们的加强版。清帝国最终亦难逃盐枭冲击的历史宿命。
光绪年间最大的私盐贩子徐宝山，外号“徐老虎”，就是第二个黄玉林，在码头、口岸与其他盐枭的火拼和勾结中，站稳了脚跟，旗下的私盐队伍达万余人，淮河至沿江一线，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官盐都得从他这里进货。他身兼盐枭、青帮、红帮等多种角色，纵横捭阖，极具势力。后虽被朝廷招安。不过是合法贩卖私盐而已。
从盐枭摇身一变成为缉私营管带，以官府的名义走私，这已经说明满清盐政的破产，在清末的乱世风潮中，谁也奈何不了他，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又迅速反正，为江苏的光复立下大功，成为清朝的掘墓人之一。这实在是最大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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