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阿富汗国家的发展既有时空迁移的纵线，例如君主制国家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就是一条纵向发展的轴线，同时也有近代首个国家诞生后与周边地区及其西方大国的交往这条横轴，而两条线都在形塑着阿富汗国家的发展。
19 世纪的中亚与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周边地区相关国家的互动直接影响着阿富汗君主国家的领土与疆界的变化并且对于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变迁例如前文所述的君主推行的现代化改革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世纪阿富汗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综述
阿富汗的地缘政治格局的挑战首先出现在杜兰尼王朝与巴拉克查伊王朝交替过程中内讧与纷争。随着杜兰尼王朝的解体，阿富汗的新旧政治精英集团之间围绕国家最高权力展开争夺。与此同时，以旁遮普为核心的东部行省迅速自立并与阿富汗脱离宗主国关系。
东部边疆的危机成为阿富汗遗遇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危机的开端。后来在北部以及西部地区均发生各类武装冲突与边疆危机。上述边疆危机当中也有地区以及西方势力的干涉与渗透。这些边疆问题反过来对阿富汗国内政治发展进程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冲突不安的地缘政治环境塑造了阿富汗国家。
东部边疆的变迁以及影响
首先，巴拉克查伊王朝的东部边疆与前王朝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杜兰尼王朝的财政基础及其对国内特别阶层及其民族的特权的惩罚取决于来自后来 19 世纪“英印势力”统治地区的省份的收入所得。获取对该地区的优势地位例如农业征税的分配权，统治权以及宗族管理权能够几乎立即转变为巨大的经济优势。
对该地区的控制权以及既有的特权的保护权而产生的冲突和矛盾一直在这一时期上演着。这一状况导致杜兰尼王朝的解体以及对印度行省的丧失以及现今阿富汗领土上各种关系的控制格局的重新洗牌。
随着 1707 年莫卧儿王朝最著名的君主奥朗泽布死后，莫卧儿、阿富汗以及波斯三方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地区霸权的争夺与对抗。三方的冲突在旁普地区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该地区的锡克人行省被称为“哈尔萨”(“Khlsa”意为纯净之意)。
锡克人借此机会自立门户并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达尔·哈尔萨”即“纯洁之军”。这支军队由 12 支武装组成。每支武装都有指挥官“萨达尔” (Sardar)或“米斯达尔” (Misldar)。这支武装的战斗力十分惊人。他们赶走了莫卧儿王朝的势力并且击溃了阿富汗人发动的9 次强大攻势并且于 1764 年占领了旁普地区的传统都城拉合尔。
杜兰尼王朝初期国势强盛，艾哈迈德军事才能突出。他凭借自己手中强大的军队先后 8 次入侵印度地区。为了获取阿富汗人的支持，他为发动英印地区的锡克人以及印度人的征服战争的借口赋予了宗教背景。"这些军事远征的结果是旁迹普、克什米尔以及穆尔坦地区被并入阿富汗帝国的版图之中。杜兰尼王朝东征活动的成功也与印度地区混乱的格局有关。锡克人武装内部在占领的原莫卧儿领土而频繁发生内讧。每两年在阿姆利泽都要举行各部参加的大会。
群龙无首的局面在 19 世纪初结束。年仅18 岁的吉特·格成为锡克人最强势的领袖。从1799 年开始，他开始发动一系列军事行动逐步统一分散割据的锡克人领地。在整合权力进程中，旁遮普成为他的权力枢纽。剔除旧的锡克人联盟大会机制而以他一人的权威为新的权力中心。西方学术著作中将他建立的政权称为“拉合尔王国”。
1801 年，拉吉特·辛格在英国的授意下正式自立并以“拉合尔王公”的封号自居。从此，锡克人政权游离于阿富汗和英印殖民地之间，长期与阿富汗对抗并成为阿富汗东部边疆问题以及与英国长期处于外交争端的核心问题。
杜兰尼王朝末期，拉吉特·辛格统一旁遮普地区的意图更加明朗。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得到地区内部的一致认可与支持，但他在 40 年的统治时期一直通过发动战争与军事行动的方式实现了他的王国的稳步的扩张。其他持观望与怀疑态度的王公逐步臣服于他，起初为阿富汗缴纳贡金的附庸国逐渐被拉吉特·辛格吞并。
穆尔坦地区领土广表，该地区一直以来都依附于阿富汗。1818 年，阿富汗正处于杜兰尼王朝解体的边缘，穆尔坦地区被拉吉特趁势占据。
北部边疆的变迁与影响
杜兰尼王朝崩溃后，阿富汗进入军阀割据与内讧时期。锡克人的实力则处于上升期。拉吉特·辛格趁机于 1819 年征服离阿富汗最近的附庸地区克什米尔。杜兰尼君主艾哈迈德征服的东部版图除克什米尔之外几乎丧失殆尽。
1823 年，锡克人取得了在白沙瓦谷地以西的瑞谢拉战役中对阿富汗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拉吉特·辛格经过权衡之后放弃了攻势，而与阿富汗在白沙瓦地区展开长期带有消耗性质的争夺战，直到 1834 年5 月，前者底并白沙瓦。巴拉克查伊王朝君主斯特·穆罕默德继位后一直尝试夺回白沙瓦以及此前阿富汗丧失的大片东部领地1835 年，道斯特·默德在第一次统治时期发起了收复白沙瓦的战争铩羽而归
1837 年道斯特·穆罕默德之子阿克巴在贾姆鲁德战役中以惨烈的代价战胜锡克人然而由于锡克援军的到来，收复白沙瓦的计划再次以失败而告终。”因此，阿富汗统治者企图重现杜兰尼王朝全盛时期的宏伟计划难度可见一斑。然而，此时英国势力逐步染指该地区，从而为阿富汗更加严峻的边患埋下了隐患。
以藏尔小邦发展成为南亚地区强大国家的锡克王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拉吉特·辛格的精明统治联系在一起的。1839 年，拉吉特·辛格离世后锡克王国很快陷入了类似阿富汗的内讧局面。1845 年锡克王朝被英印当局分化瓦解。锡克政权实际上扮演着阿富汗与英印当局的缓冲国的角色，由于二者实力的不对称以及锡克王朝的终结，英印当局直接与阿富汗接壤，阿富汗边患则更显严峻。
其次，北阿富汗地区即“阿富汗突厥斯坦地区”在阿富汗的边疆战略中也是关键的一环。自杜兰尼王朝建国开始，阿富汗本身是一个领土广袤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的政治生态被普什图族所主导，广大的非普什图族则处于劣势地位。阿富汗北部地区直接与中亚地区接壤。该地区生活的主体民族为塔吉克族、土库曼族等操突厥语民族。
土地税是阿富汗君主国家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杜兰尼王朝开始历任君主的统治策略基本被沿袭下来即对普什图部落地区的统治相对较为宽松而对包括被阿富汗地区的广大非普什图族等非部落民族则克以重税。
阿富汗的北部边疆与中亚河中地区的情势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该地区在历史上基本由波斯语民族以及突厥与民族统治。北部地区的突厥民族与外围的中亚汗国同源同族。近代建国初期，北部边疆与中亚只有相对模糊的边疆而无确切的边界主权。主权观念的淡薄和文化的亲近感往往成为摩擦与冲突的源泉。
西部边陲地区
最后，西部边陲赫拉特与北部边疆的面临的状况较为类似。赫拉特是阿富汗西部与波斯接壤的历史名城。作为大呼罗珊的关键城市群之一，该城在文化与历史方面与波斯文化圈具有较深的渊源。赫拉特的关键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其具有的悠久的地缘政治的的作用。
该城在古代本地区农业生产以及国家交往两个层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枢纽作用。赫拉特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丝绸之路将伊朗高原中国联系在一起，而赫拉特则成为二者之间关键的结点。除了地理位置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外，赫拉特也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在 15 世纪帖木儿王朝兴起时，赫拉特发展成为文学与艺术的中心，特别以波斯微型艺术画以及诗歌而驰名到18 世纪虽然赫拉特的文化气息不再，但其地缘政治价值依然突出，其依旧扮演着波斯与中亚及阿富汗地区连接的枢纽角色。
阿富汗建国之前该地区本身属于人口组成较为复杂的地区。经过发展与演变赫拉特融合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两种宗教元素。阿富汗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如艾玛克人也在该地区以东的古尔地区生活。同时，该地也有大量阿布达里部落的普什图人。多元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对年轻的阿富汗国家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有了同族人口扎根，阿富汗国家在赫拉特地区便有了治理与统治的天然合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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