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大发展

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飞跃。1830 年到1849 年，铁的生产占世界1/2 以上，煤产量占1/3，出口增加3 倍多1850 年，英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占 39%，在世界贸易额中占 21%。

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中取得了垄断地位，有“世界工厂”之称。

英国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人口城市化的社会变迁，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从农业型人口结构转向城市型人口结构的国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又使得劳动力管理和社会秩序成为新的问题。

新的劳动力形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了传统的家庭式教育和教区式教育的功效。很显然，这种旧的教育形式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政治的变革

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使得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重新组合。

工厂主和商人由于其在经济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而贫苦农民和手工业破产者则被迫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至此，英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已基本简化成为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三大阶级。

其中，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倡导选举改革，要求在议会中增加他们的席位。经过反复斗争，终在 1832 年议会通过了《议会改革法案》，加强了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

工人阶级经过1837-1848 年的宪章运动，也最终在 1867 年改革法案中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利。

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扩展，必然对教育民主化产生影响，一方面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权范围的扩大，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也要求选民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英国的各大阶级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对中等教育进行变革，延伸初等教育以提高大众的道德水平，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要求，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科学、理性和功利的追求;对争取受教育权利要求的日益高涨，则是工人阶级的呼声。

自由主义的传统

尽管英国的经济、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自由主义的传统却根深蒂固。19 世纪的自由主义是洛克的天赋权利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它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私有财产、言论自由等各项基本自由权利，这些权利受宪法保护，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

首先是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信条和最小国家的原则”,然后是斯迈尔斯(SamuelSmiles)在《自救》(SelfHelp)中宣扬企业资本主义应为所有人提供成功机会的个人主义的论断，再就是斯宾塞将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迁移到社会中来，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

可以说，进入近代以来，人们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更加开放，正如 A.J.泰勒指出，“英国比其他的任何社会都更接近于经历了一个自由放任主义时代” 。这时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已经渗入了英国社会的各个部门，而且还成为他们的文化价值观。

如果将自由主义这一原则应用在教育领域，就会得出强有力的反对国家干预教育的观点，同时这也导致了19·世纪上半叶无数有关国家干预教育改革提案的失败。

面对英国自由主义的泛滥对教育的负面影响，马修·阿诺德曾引用雷南 (JosephErnest Renan,1823-1890,法国史学家)的话说“自由人士相信自由，自由意味着国家不进行干涉。

但是这样一种理想离我们还十分遥远，而将它推向远方的恰恰就是国家过早地从干预运动中撤出”。他又说，与其他公众事务部门相比，这一点在教育领域更加真确。

教育的无府状态

长期以来，英国教育的发展模式是不受国家控制的，各级教育的资金来自个人或某些组织。如，在初等教育方面，无论是堂区学校、主妇学校还是星期日学校，都反映了教派、资产阶级、贵族为争取对工人阶级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体现了浓厚的慈善捐助性质。

在中等教育方面，公学、文法、私立学校依然恪守传统的管理模式,由教会、私人捐款办学，并拥有自己的资产，不用政府资助，也不受政府干涉。

而以牛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由于它们拥有皇室授予的大学特许状，在经济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因而其自主性更大，国家无权过问和干涉。

总之，英国的各级教育缺乏国家的统一指导和控制，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与其在经济上的辉煌相比，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可以说，英国19 世纪前 60.年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观点是，国家应该尽可能地不介入包括教育在内的任何领域，当时的国家干预教育往往被谴责为“普鲁士” 的异端说一因为它有悖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变革的严峻挑战，英国社会各界人士逐渐认识到国家应该干预，尤其像教育这样的公共领域，不能听之任之地发展。

欧洲大陆民族主义的兴起

如果说经济发展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人口增加需要扩大教育规模等促进国家干预教育的表层因素的话，那么民族主义则是推动国家干预教育进程的深层动力。

换言之，民族国家的形成加剧了各民族国家间的经济和军事竞争，竞争能力的高下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利益，而教育因其与科技、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则成为民族国家间进行竞争的有效工具。

民族主义是 18、19 世纪之交的产物，作为一种思想，它一方面主张在政治上建立各民族统一的主权国家，另一方面主张在文化上承认各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

在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众多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数法国，她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后，国家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国家机构在对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干预的同时，其国际地位也节节高升。

其次是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长期以来德意志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增强，德意志的统一运动逐步扩大，在拿破仑占领德意志后，德意志以精神和文化的民族信念来补偿战争上的失败，终在普鲁士容克贵族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的领导下实现了全国统一。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胜利后，又直接促成了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诞生。此外，在北美大陆上的民族独立战争，宣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随后的南北战争又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统一，为美国后来经济的巨大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

此时的英国，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对统一的国家政权和具有凝聚力的民族文化的要求也日益强烈。

尤其到 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对欧洲各国的迅速发展感到不安，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发展的如此惊人，乃是由于有效的教育制度，可以说英国社会各界对国家干预这一政策也渐渐地给予认可和支持。

杰里米·边沁、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一大批自由主义思想家，都认为非干预原则对像教育这样的公共事业应属例外，他们认为:“教育是政府应该向人们提供的服务之一”

总之，英国在 19 世纪遭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欧洲大陆的民族运动、国家观念的确立以及教育上的大发展，本国自由主义的泛滥和教育上的无政府状态，都成为英国政府干预教育的社会背景。

马修·阿诺德于1858年受纽卡斯尔委员会的委派去法国、瑞士等国调查初等教育并于1861 年完成教育著作《民主教育》。

在此书中，他以历史为线索述及了从大革命前到第二帝国时期法国民众教育的状况，字里行间都透出他对法国政府在教育领域所做努力和贡献的敬仰之情。

19 世纪的法国虽在教育发展上由于政府的几经更换，显得有些混乱，但她却始终有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教育体系。马修·阿诺德说:“现在法国的强大，就在于她的完整的民主体制。尽管法国的国家行为是过分的，但法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目的，欣然接受了国家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