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公众号“老丁漫聊”）

大家好，我是老丁。

从昨天晚些时候开始，一段不到3分钟的电话录音在老丁的微信中风靡开来。

这段录音应是一位老先生向某单位打去的投诉电话，接听该电话的是一名小伙子。电话一开始，老先生说有一个叫“抓大白鹅”的“玩具”，不适合中国人看。估计是被老先生说得有点懵，小伙子反复跟其确认何为所谓的“抓大白鹅”。老先生颇为“义正严词”地说，“现在这个时候搞这个玩具，让老百姓觉得你在干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在老先生看来，“抓大白鹅”因为会让大家联想到“反俄（俄罗斯）”，所以显得不合现在的“时宜”，并说这种问题在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几次。他对小伙子说，“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妥的话，那他就把这个发到网上去，让大家去评论”。

至此小伙子已有点被惹怒了，把声调提高一些说道，这个“鹅”是中国生产的，很多地方都在用，按老先生的意思，难道大家都不能吃鹅了吗？老先生却说吃鹅没有问题。小伙子怒斥道，“你搞这种‘谐音梗’很没有意思，完全就是‘扣帽子’，莫名其妙，你觉得有问题就报警吧！”

老先生说，他不存在报警的问题，他只是在反映问题，如果觉得“抓大白鹅”妥当的话，“要是你的机器被人砸了，与我没什么关系”。小伙子怒称，谁砸了谁就赔偿呗。

老先生又说，你们现在经营方式有问题，“伤了中国人的心”，就是希望俄罗斯被打败。小伙子怒怼，“我知道你不希望俄罗斯被打败，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老先生再说，“怎么跟你没关系？你把鹅‘捆’在那里干什么？”小伙子说“什么叫把鹅‘捆’在那儿？那别人是不是还不能吃鹅了？吃鹅不就是‘吃俄罗斯’了吗？”老先生再次说吃鹅跟现在他说的事情是两回事。小伙子怒说，“怎么就是两回事了？凭什么就是你说了算？”并表示老先生的建议他听了，但不会采纳，建议老先生让路边餐厅都不要卖鹅，对话至此基本结束。

说实在的，在听完这段对话后，老丁也没有在脑海中构建出所谓“抓大白鹅”的形象，可能就是像下图这种，在娃娃机中抓大白鹅毛绒玩具。

您当然可以就此说这位打电话的老先生是不可理喻、无理搅三分，但不妨以一种相对流行的方式，简单粗暴地给他“画个像”：

第一，上了一定的年纪（这个从声音上多少也能感受出来，但中气挺足说明身体还不错），且因为成长年代和环境等关系，对前苏联以及当下的俄罗斯有挺深的感情或者说向往，对当下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可能面临的挫败忧心忡忡，换言之也就是当下我们常说的“俄粉”；

第二，可能经历过曾经的“运动”，有较强“斗”的精神和意识，比如对话中说到的，“要是你的机器被人砸了，与我没什么关系”，也很善于进行“联系”（就比如反复提到的“抓大白鹅”）与上纲上线；

第三，很喜欢以自己的意愿代表多数人，比如对话中多处提到的“不适合中国人看”、“让老百姓觉得”、“伤了中国人的心”；

第四，容易出现双重标准，就比如“抓大白鹅”不可以，但觉得吃鹅又没什么问题，甚至未彻底跟时代脱节，懂得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比如对话中提到的“把这个发到网上去，让大家去评论”。

老丁发现，目前在微博上也有不少关于此段录音的评论，对其中老先生的发言普遍观感较为负面。

记得早几年的时候，老丁曾读过知名作家王蒙先生的一篇名为《雄辩症》短篇小说，文中用“医生”和“病人”对话的方式，对文革时期“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雄辩症”有过生动、经典的描绘。所谓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后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对比想想，电话中的这位老先生，是不是多少也有些这种“雄辩症”的状态呢？

又或者说，当下这种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为他人无端罗织“文字狱”的人，真的只限于电话中的这位老先生吗？像是前段时间曾匪夷所思刮起的一阵对清华大学的构陷风暴中，又有多少人把“清华”与“清除中华”等进行了无端联想和解读？

连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这两天都忧心忡忡地表示，尤其是互联网舆论场，千万搞不得激进的民粹主义，毕竟“中国人的日子刚刚有点好起来”。老胡表示他很担心民粹主义泛滥，进一步束缚国家真改革真开放的手脚，形成社会跑偏和失序的舆论触发及绑架力。

对于老胡提到的网络民粹主义，一些官方媒体也在近期的评论文章中表示，它是一种新的谣言催化剂。文章称，民粹主义者反对网络意见的多元化——他们通过网络控评等手段，寄望通过网络声量的碾压来达成一致性，人为制造一种信息茧房。“茧房的回声室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了谣言的破坏力，激化了舆论场的割裂和对立。”

在老丁看来，老胡有一句话肯定说得没错——“中国人的日子刚刚有点好起来”。既然如此，为何还会有人似乎在希望，这个社会回到那种空气紧绷、内耗不断、风闻举报的状态呢？这究竟意欲何为呢？

对此您怎么看？欢迎留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