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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二年(185年)三月,羌胡起义军一举击败皇甫嵩所率官兵。三辅地区的首战告捷,羌胡联军气势更是大盛。面临势如破竹的羌胡联军,满朝文武人心惶惶,灵帝更是坐卧不安,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朝臣中似乎有不少人对这次汉羌战争的结局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一缕缕悲观情绪在朝廷中悄然蔓延。这种悲观情绪逐渐汇集为“割土弃地”的政治主张。


1、要不要放弃凉州?


中平二年(185年),司徒崔烈作为悲观派的代表,以羌汉战争导致“征发天下,役赋无已”为由,上书主张放弃凉州。灵帝就此问题专门召集公卿百官讨论。

会上,崔烈强硬地坚持己见,而反对放弃凉州的也大有人在。是否应当放弃凉州的争论异常激烈,朝会像炸开了的锅。议郎傅燮推出了措词异常尖锐的反对意见,甚至怀疑崔烈居心叵测,主张“当斩司徒”。

傅燮超乎寻常的激烈态度,引起了灵帝的注意,他遂亲自召见傅燮,傅燮得以面呈己见。他首先指出凉州具“天下要冲、国家藩卫”的重要地位。

接着陈述放弃凉州的最大弊端:

“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

也就是说,如果将凉州拱手让给羌胡,那些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势力趁机与羌胡相互结合起来,将会给朝廷带来致命威胁。灵帝肯定也心存这种“致命威胁”的忧虑,所以傅燮的主张得到了灵帝的支持。以后的事实证明,灵帝与傅燮的担心与忧虑并非多余。

凉州既然绝不可以放弃,东汉王朝就只好咬紧牙关与羌胡打下去。

七月,朝廷置免了屡吃败仗的左车骑将军的皇甫嵩。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董卓为破虏将军、周慎为荡寇将军,调诸郡兵步骑十余万,屯聚于扶风美阳,以保卫汉室陵园。


九月,边章、韩遂率兵进攻美阳,击败张温所部;另一部分起义军由东汉王朝“晓知战阵,识知山川,变诈万端”的降吏为向导,突破各郡县的封锁,在冯翊渡河,进至河东。此时,冯翊,京兆、河东三郡之民竞相逃命,“冰解风散,惟恐在后”,京都洛阳危在旦夕!


2、董卓的“成名战”


十一月的一天夜晚,突然天空有流星如火,光长十余丈,照彻了边、韩军营。一时间,营中受惊驴马仰天长啸,军营上下人心惶惶。边、韩军队认为此乃不祥之兆,欲撤归金城。破虏将军董卓获此消息,即率兵进攻边、韩军。此时,义军皆怀归志,不愿力战,董卓才趁机大破义军。义军败逃,西走榆中。张温遣董卓、周慎等六将领各率兵3万追击。

周慎军围榆中城,边章、韩遂从东面切断官军的运输道。官军因害怕粮草乏继而军心涣散,遂弃去辎重,狼狈遁逃。董卓所领官兵,在汉阳郡的望垣陕(今甘肃秦安西南)北陷入数万羌胡军包围之中。

几天之后,被困官军粮草乏绝,进退失据,董卓急如热锅之蚁。后来,董卓急中生智,总算想出了一条遁逃的妙计。

董卓军本来依水设营,就顺势在水中筑起一坝,佯装捕鱼,却暗中将水流堵塞,腾出淤地,然后趁着夜色苍茫,全军拔寨潜走,悄然从坝下通过。待羌胡军闻知而奋起直追时,卓军已过尽,并决塞放水,羌胡军无法渡水追赶。

羌胡又抄他道欲扼断董卓军归路,在安定(郡治临泾,在今甘肃镇原东南)附近与董卓遭遇上了。幸亏董卓进兵之初,就遣别部司马刘靖将步骑4000留于安定以为后援。羌胡军不知虚实,以为有好几万官军,所以不敢恋战。董卓这才得以“全众而还”。上陇西追击羌胡的大军,除董卓军外,其他五军全部惨败而归。


3、“废立”预谋


这一时期,灵帝所临局面的严峻性,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更在于朝廷统治集团内部涌动着一股股人心思叛的暗流。

中平二年(185年春)二月,在河北爆发了聚众上百万的黑山军起义。不久,冀州刺史王芬便紧急上书朝廷,要求聚结兵力,以镇压攻劫郡县的“黑山贼”。

灵帝万万想不到,这一要求聚兵的上书中暗藏着“废立”杀机,竟毫不犹豫地允准了王芬之求。

鲁相陈逸与襄楷、许攸等名士豪杰,串联王芬,即将卷起一场血腥的“废立”风波。

陈逸是“党人”领袖陈蕃的儿子。陈蕃被害之后,其友人朱震为了保护陈逸,便辞去沛郡铚县县令之职,带着陈逸背井离乡,东躺西藏。此事后被官府发觉,朱震被捕入狱。在狱中,朱震受尽酷刑,至死也没交出陈逸,陈逸才得以幸存下来。

黄巾起义爆发之后,灵帝为了寻求内部的团结,不仅大赦了“党人”,还找到“党人”领袖陈蕃的遗子,任用他为鲁相。

“党人”集团、陈蕃一家与宦官集团已结下的不共戴天之仇,在当时已经毫无化解的可能。同时,这种深仇大恨已使一些人对重用宦官的灵帝丧失了信心,所以灵帝起用陈逸,并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效果,身为鲁相的陈逸,总在伺机复仇。

中平二年(185年),对于灵帝来说是一个险象环生的多事之秋。张角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刚平息下去,西北羌胡、河北黑山军卷起的反叛浪潮,又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

朝廷内部,大赦“党人”之后,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的矛盾斗争不仅没有因此而缓解,反又重新尖锐起来。密切注视时局变化的陈逸便认为报仇雪恨的时日已到,遂联合襄楷、许攸、周旌等豪杰,欲借助冀州刺史王芬,发动“废立”的兵变。

一天,陈逸、襄楷等人前往王芬府上。精通天文历法的术士襄楷告诉王芬:已出现宦官当灭的天象,王芬立即表示,愿为诛除宦官尽力。于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便进一步策划诛除宦官的具体步骤。他们谋划:以进剿黑山军为由,请求朝廷同意王芬集结兵力,然后趁灵帝北巡河间旧宅之机起兵,废灵帝,立宗室合肥侯为帝,并一举消灭宦官。

王芬为了壮大这次行动的力量,欲联合既有共同政治抱负,又智勇双全的友人曹操一起行动,但曹操断然拒绝了。


4、曹操的选择


曹操是沛国谯县人,他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出身于大宦官家庭的曹操却是一位反对宦官势力的斗士。

灵帝时期,由于宦官独占了政治鳌头,在统治阶级内部,士大夫官僚集团纷纷将斗争矛头集中到宦官身上,虽然这种反宦官斗争因灵帝的态度而收效甚微,但是这种斗争仍将两种不同的选择,推至统治集团的每一位能者面前:要么起而反对宦官,以此获得官僚、士大夫的信任和拥护;要么与身居要职,横行郡国的宦官同流或默默无闻,从而招致士大夫所不齿。


曹操凭自己独到的胆识,意识到宦官的得势当道绝不会长久,便背叛自己的出身,选择了前者。

早在建宁二年(169年),年轻的曹操公然上书,为“党人”领袖陈蕃、窦武翻案。稍后,任洛阳北部尉时,灵帝宠幸的宦官蹇硕之叔父犯令夜行,被曹操乱棒打死。一时间,京师的宠臣权贵无人敢犯禁令。

但是这次的“废立”之事,关系重大,不是以前任何一次反宦官行动可以比拟的,它涉及到臣对君的态度,所以曹操拒绝合作,并告诫王芬:“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看来儒家的“君臣”观对曹操有很大的约束力。其实曹操拒不参加这次“废立”行动,更为关键的还在于,他权衡到“废立”的时机尚不成熟。

他向王芬指出:

“废立”力量根本无法与权倾朝野、曾主废立的伊尹、霍光相比;王朝还有相当镇压力量,弄不好就会重蹈吴、楚“七国之乱”的覆辙。

曹操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但王芬没有接受劝阻。

当王芬已集结好兵力,灵帝也欲北上之时,北方天际突然弥漫着一大片赤气。太史据此天象上书灵帝说:“当有阴谋,不宜北行。”

灵帝只好无可奈何地放弃北巡。北上未成的灵帝便立即陷入思索中:北方究竟有什么阴谋?除了近期冀州刺史王芬要求集结军队征讨黑山军之外,没有什么能与“阴谋”联系起来的蛛丝马迹,所以尽管灵帝并不知道陈逸等人的“废立”阴谋,但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干脆一纸诏令,让王芬罢兵,同时征王芬回京师。

王芬当然无法知晓要他“罢兵”的缘故,自认为“废立”大计已被泄露,便恐惧万分地自杀了。

阴差阳错,使灵帝轻而易举地避开了这次“废立”劫难。


5、2起未遂的兵变


虽然如此,在这“废立”风浪的前后,还发生了一次次策动重要军将兵变的事件。


为镇压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皇甫嵩建立了卓绝功勋,一时成为“威震天下”的将军。灵帝遂将他由左中郎将晋升为左车骑将军。他以车骑将军领冀州刺史,参加镇压起义军的诸州兵都归他指挥。

这时,曾为信都令的阎忠力劝皇甫嵩“推亡汉于已坠”、“南面称制”。皇甫嵩凭借自己当时的威望与重兵在握,应该有力量推翻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但自幼饱读经书的皇甫嵩,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所以他宁愿冒在朝纲暗乱中被迫害的危险,也要“心不忘忠”,“守其臣节”。

中平二年(185年)八月,灵帝以司空张温取代皇甫嵩为车骑将军,统率六军出征凉州,平定羌胡起义。张温临行前,一位不速之客行色匆匆地来到了他的营帐。

这位客人的到来,让张温很是纳闷:

“这个张玄,以前曾数次征召他为掾属,他皆推辞不仕,可今日为什么却不请自到了?”

张玄以“深沉有才略”远近闻名,因为世道暗乱而不愿入仕,所以一直潜身山林,静观天下之变。但是,张玄并非消极旁观,而是“龙蟠幽薮,待时凤翔”,一旦发现了可以寄身的拨乱明主,便会积极投靠而为之效力。张温掌握重兵的消息一传来,张玄便以为自己“凤翔”的时机到了,也就匆匆前往张温的营帐。

见张玄神色凝重,张温猜想他定有要事,所以就屏退了左右。张玄立即慷慨激昂地斥责宦官乱政之罪,建议张温趁公卿百官为其出征饯行之机,“执有罪者诛之”,然后领兵入宫,“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悬,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

张玄的这番话,令张温震惊不已,随即便陷入了沉思中。

过了好一阵,他才对张玄说:

“处虚(张玄字),非不悦子之言,顾吾不能行,如何!”

大失所望的张玄恐怕这次“谋变”不成反而有杀身之祸,欲当场饮毒自杀。张温赶紧制止说:“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为当然!且出口人耳之言,谁今知之!”

张玄消除了“性命之忧”的顾虑才离他而去。


张温虽然没接受“拨乱反正”的鼓励,但是有一点是至为清楚的,即他并不反感张玄的鼓动,甚至内心深处对这一鼓励也持某种程度的认同。

张温对张玄的劝慰之语,洋溢着对鼓动者的理解;他震惊之余的沉思,则表明“图谋兵变”之事在其内心搅起了非同一般的激烈斗争,应当是既认同“兵变”而又权衡时机成熟与否的激烈斗争。

灵帝心里异常清楚,要是骄兵悍将趁天下大乱变生不测,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应时刻警觉和提防着重兵在握的军将。

虽然灵帝并不知道这一件件策动重量级军将兵变的事情,但他仍然不敢让张温久统重兵,欲解除其兵权。

因为是在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灵帝当然就特别担心统领重兵的军将的情绪,所以究竟怎样解除其兵权,灵帝颇费了一番心思。

中平三年(186年)初,灵帝抛出了控制张温的第一张牌。二月,一纸诏令传至统重兵驻扎长安的张温营,灵帝任张温为太尉。以身处京师之外的人为三公,这在东汉史上是个创举。太尉为三公之首,灵帝迫不急待地晋升领重兵在外的张温为太尉,体现出灵帝在非常时期控制可能具有潜在威胁的军将之良苦用心:

他既以“晋升”笼络了张温,而身为太尉的张温也不便长久在外,所以几个月后,他就又顺理成章地征张温还京师。

这一桩桩“图谋兵变”的事件,已透露出灵帝的统治分崩离析的端倪。在儒学独尊地位急剧下降的大势下,儒家思想通过皇甫嵩这样的忠臣显示的对灵帝统治的维系作用,绝不可能持久,张温、曹操等饱受儒学熏陶的将军对“兵变”的态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张、曹二人对“兵变”的态度有一明显共同点,即“废立”与“推亡汉”不是不可以,只是不宜轻举妄动,当相机而行。正是这一共同点,预示着豪强、军阀蜂起,乘东汉衰亡而纷争统治权的局面之出现已为时不远了。


6、韩遂与马腾的起义


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叛思潮和东汉王朝军事上的溃败相辅相成,中平二年(185年)以后,有更多的地方官吏卷入起义与反叛之中。

中平三年(186年)羌胡联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韩遂杀了边章、北宫伯玉,自己拥兵10万,进围陇西。

中平四年(187年),朝廷委任凉州刺史耿鄙领六郡兵抵御韩遂。东汉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地方常备军比西汉少,每遇战事,皆根据需要临时征集受过训练的预备兵及招募兵士。

东汉后期,由于大量破产小农背井离乡,征集郡兵很困难,所以临时招募者就越来越多。耿鄙所率六郡之兵,多为临时招募的“不习之人”。这支主要由“不习之人”组成的军队,素质极差,不仅大多数人缺乏起码的军事训练,而且军中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从将帅到士兵,都不愿为衰落的王朝力战。

耿鄙军行至狄道,内部便发生兵变。耿鄙任凉州刺史后,所委任的小吏程球专营奸利,“为众人仇恨”,所以兵变的将士先杀掉程球,加入韩遂军。接着陇西太守李相如也叛汉,投奔韩遂军。六郡叛汉兵士便与李相如联合杀掉耿鄙。稍后,耿鄙的司马扶风人马腾也拥兵反叛,投靠了韩遂。

陇西既下,韩遂部便乘势进攻汉阳。起义军的另一首领王国早已到达汉阳,并自称“合众将军”。王国部除西羌之外,还有北地郡胡骑数千,以前的酒泉太守黄衍与信都令阎忠都叛变投靠了王国,并为其出谋划策。韩遂与王国合兵,围攻汉阳城。

汉阳太守出城应战,为敌兵所杀,汉阳郡遂被义军攻下。

攻下汉阳之后,起义军为了更有效地统一作战,立即调整了内部领导机构,共同推举王国为最高首领。在王国的号令下,起义军又向三辅发起第二次进攻。

中平五年(188年),冬十一月,王国率兵十余万围陈仓。

陈仓是通向汉中和关中的咽喉。当年高祖刘邦败雍王章邯于此地,遂奄有三秦,奠定霸业。现在王国也以重兵猛攻陈仓,其战略意图自不待言。

情形万分危急,灵帝不得不起用被罢免的名将皇甫嵩为左将军,董卓为前将军,各率20000,共救陈仓。主帅皇甫嵩很清楚形势的优劣,40000官兵根本不是义军的对手,但幸亏陈仓兵精粮足,工事坚固,易守难攻。

所以皇甫嵩决定尽量避免马上与敌军交锋,行至中途,即令军队屯兵不前。他要以逸待劳,让韩遂在坚城下自我消耗,然后伺机出兵。

果然,韩遂的人马自冬迄春,连续围攻陈仓达几十天,竟毫无进展,弄得人疲马乏。翌年春二月,疲惫不堪的王国只得自行解围退兵。皇甫嵩趁势追击,王国军损失万余人。义军由此又发生了第二次分裂,韩遂等怨王国出兵无功,损失惨重,所以与众共废王国,立前信都令阎忠为主,统36部,号车骑将军。不久,阎忠病死。

韩遂等将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各部分离而不能合作,实力遂由盛转衰。自此,羌胡联军的威胁才基本消除。


7、羌乱的后果


始终伴随东汉王朝统治的羌人反叛,到灵帝末年虽然已基本平定,但是东汉国势也随之衰竭不堪了。

灵帝之前的数次平定羌乱,王朝耗资320亿,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危机。灵帝时期平定羌乱的耗费,则使已深陷财经困境中东汉王雪上添霜。为了支持战争,灵帝只得加紧搜括百姓,无休止地增加赋役,由此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的起义和反叛风起云涌,正是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直接后果。


由于汉羌战争的严重破坏,许多地区的生产凋敝,人口锐减。饱经战祸之苦的凉州,人口锐减尤其惊人。灵帝时期,因兵祸天灾,百姓流徙与死亡不可胜记,全国的户口、人口已难清查,所以灵帝朝已无户口记录。可是一些零星材料透露的信息,仍然能显示出灵帝时期,汉羌战争导致的人口锐减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

顺帝永和五年(140年),金城郡尚有户近四千,到东汉末,却是“户不满五百”。由金城郡,可见凉州人口进一步锐减之一斑。

战祸不仅造成凉州地区户口离散、满目凋零的悲惨景象,也致使京畿地区残破不堪。中平二年(185年),羌胡联军进攻三辅,冯翊、京兆、河东等郡的百姓,因逃避沉重的赋敛及战祸,流亡者竟达十分之六七。

“羌祸”带给灵帝最致命的威胁还在于,中平年间(184一189年)的羌胡起义,直接促成了凉州军阀与羌胡兵的结合,形成了一支分裂朝廷统治的重要力量。


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支重要力量或逐鹿中原、或据守凉州,成为汉末军阀割据的先声。当初灵帝最为忧虑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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