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甲午中日战争彻底改变了大清王朝的命运。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愈演愈深。战争开始前直到合约签订，主战与主和，帝党与后党，晚清统治阶层内部分歧和争执不断。李鸿章，北洋创始人和统帅，时任文华殿大学士；翁同龢，两朝帝师，时任军机大臣。一个大学士，一个军机大臣，今天我们从甲午战争期间两个关键代表人物出发聊一聊甲午战争的战败原因。
大学士与军机大臣谁的权力大？
再聊这场战争前，有必要先聊一聊
大学士
和
军机大臣
这两个职位。
清朝的内阁学士与军机大臣都是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内阁制度产生于明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从朝中找了一些人协助处理政务，后经不断调整就形成了内阁制度。清朝延续内阁制，设立内阁学士这一职位。清朝正式诏书都是以内阁的名义发出，大臣的奏章也是递交内阁，所以内阁是清朝名义上的正式行政机构。
而军机大臣是军机处的长官，军机处诞生于雍正年间，原为专门处理西北军务而设立，后来演变为皇权的贯彻和执行者。担任军机大臣的都是位高权重的大臣，他们负责国家最重要的政务，外交、军事、经济、人事等重大方面的决定军机大臣都可参与。
军机处成立后，内阁的政治地位随之下降，但内阁仍作为形式上的最高中枢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有人说，大学士有宰相之名但无宰相之实；而军机大臣虽有宰相之实但无宰相之名。
（见前文
最牛“临时工”：清朝存在了183年的军机处和147名军机大臣
）
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李鸿章虽然位高权重，身为文华殿大学士，但却未能入军机处；翁同龢虽然是帝师，入职军机，但却没有大学士的头衔。再加上两人的私人恩怨
（见前文
李鸿章与翁同龢：两位晚清重臣的江湖恩怨与庙堂之争
）
，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之间的争斗从来没停止过。
战争爆发前的战和之争
1889年，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但还牢牢掌控着晚清的朝局，但凡朝政大事光绪还是要请示慈禧。但毕竟皇帝亲政，光绪手里还是有了一定的实权。光绪依靠自己的老师翁同龢，逐渐形成了以翁同龢门生故吏为主的“帝党”，他们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甚至斗争。
1894年，日本借朝鲜东学党起义的契机出兵朝鲜，清政府也应当时朝鲜政府之请派兵入朝。两军对垒，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李鸿章与军机处翁同龢等人就是战是和产生了分歧：李鸿章为保存北洋实力，主张避战求和，寄希望于当时的列强出面调停，而当时军机处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大臣主张积极备战，而且反对当时李鸿章提出的联俄抗日的方针。
可见，在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与翁同龢在对日策略上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大学士李鸿章低估了日本的野心，对日本采取妥协和商的方法力求避免战争；而军机大臣翁同龢力主积极备战，派军入朝抢占先机。
战争爆发后的消极抗战与主动进攻
随着1894年7月甲午战争的正式爆发，战和之争终于告一段落，对日作战已成为当时晚清统治者们的共识。但围绕对日作战的具体指挥上又产生了分歧。
为保存北洋舰队实力，李鸿章不敢放手一搏，主张消极防御，命舰队在各地坚守不出，不主动出击。战争爆发后，北洋舰队赴朝鲜海绵截击日军，李鸿章命令舰队速去速回，以保全舰队为要。光绪帝虽下令要求李鸿章进击日军先发制人，但李鸿章借口推脱，始终不远出接战，想保全舰队实力。
而翁同龢等人主张积极防御，战争爆发后翁同龢还在军机会议上提出了六点建议，其中就包括要以北洋舰队全军出击营救当时深陷牙山的清军，可惜未能实行。
更可惜的是，在日本登陆陆军与联合舰队的水陆夹攻之下，困守威海卫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随着海陆皆败，朝廷上下对李鸿章的不满情绪日益激化，纷纷要求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李鸿章受到“褫夺黄马褂”的惩罚。
为了挽救危局，翁同龢等人向朝廷提出了“以湘济淮”的主张，举荐湘军将领协助当时的淮军作战。
但李鸿章并不同意以湘济淮的主张，不希望朝廷在淮军将领以外再另派统帅。但淮军在战场上的表现糟糕，朝廷最终还是令刘坤一担任钦差大臣节制当时关内及关外的大军。
可惜的是，湘军如淮军一样遇敌一触即溃，难挽败局。
战争结束后的合约签订之争
随着朝廷的节节败退，议和成为当时朝廷当下的共识。虽然议和成为共识，但对于议和的条件仍存在分歧。
起初，李鸿章希望能够借助英国、俄国的力量拒绝日本各地的要求，而翁同龢也比较认同李鸿章的观点，同意赔款，但不能割地。
英俄等国调停失败，李鸿章不得已从反对割地议和转向主张割地求和，并希望朝廷按期批准互换合约。但问翁同龢却上奏力陈要暂缓批准条约，但却没有实质的对策。此时清朝败局已定，再战也无战胜的把握，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大学士与军机大臣的不同立场
一个当朝大学士，一个军机大臣，在面对甲午战争时却有着如此大的分歧，原因何在呢？
其一，对军队实际情况了解不同。
李鸿章一生戎马天下，深知清军当时军队的实力不济，消极避战虽说是为了保存实力，但也知清军其实不能一战。而文官出身的翁同龢对当时的军队实际情况知之甚少，对清军实力过于自信，所以才积极主张备战。
其二，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不同。
李鸿章久经外交，知道当时的日本已远非清王朝所能敌，而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朝士大夫一族对日本充满偏见，不认为日本这一“蕞尔小国”能打赢大清帝国。
其三，身份不同。
李鸿章身为统帅负责直接对日作战，深知如果战败就要承担战败的责任，所以力求避战求和成为他首要考虑的问题。而翁同龢身为帝师，希望光绪皇帝能通过打赢日本这场战争为皇帝立威，让光绪真正的亲政掌权，自然反对李鸿章的求和避战。
历史有太多的可惜。晚清政局里举足轻重的两位大臣却一直内乱争斗，彼此掣肘，决策者与统帅者想法不一，致使指挥混乱，严重削弱本来就不强大的清军的战斗力，成为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哀哉，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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