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3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青山埋忠骨,戏台守乡愁——北京长峪城的前世今生》的报道。

  再次走进长峪城,它又恢复了安静祥和的模样。犹记得正月十五那日,当天光落幕、彩灯亮起,长峪城村的灯会迎来高潮。

  秧歌、锣鼓、旱船,社火队伍从村委会出发,沿着公路巡游贺岁。队尾扮演“县令”的最威风,坐在一根杠子上,一路“查街”,逗得众人发笑。

  等到远山只看得清轮廓的时候,男女老少便涌入“九曲黄河灯阵”转灯祈福,古寺里的戏台上,老戏骨们也“咿咿呀呀”起来。

  这是一座地处北京市昌平区西部群山深处的古村落,2013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上一次它这么热闹,还是20年前。

烟火

  在37岁村支书陈明哲的记忆中,长峪城正月里的“九曲黄河灯会”在十里八乡颇有名声,后因种种原因,灯会一度停办。去年接任村支书后,他决定恢复这一传统。

  九曲,即用木杆扎成弯弯曲曲的道路,有出入口,形成如“迷魂阵”一般的“灯场”。每根杆上点一盏灯碗,共三百六十余盏,中心竖起一根高达七至十米的灯杆。人们转至中心灯杆下,“摸摸老杆,祛病延年”。

  并非地处黄河流域,“九曲黄河灯会”却在长峪城流传至今,这与五百多年前的一场迁徙有关。

  长峪城地处北京西北太行山东麓与燕山交汇处的山口地带,是民间俗称的“大风口”。两山夹一沟的地理特征让这里成为天然的军事防御隘口。明代,来自山西、陕西等地的将士背井离乡,到此戍边屯田。

  村志显示,明代长峪城驻军三百至五百人,同时有军人家属、逃难群众居住。正德十五年(1520年),居庸关总兵指挥修建长峪城旧城,后被洪水冲毁,50年后,又在旧城南侧建新城。

  如今,大部分城墙早已坍塌不见,但新旧两个瓮城尚存。旧城城墙遗迹绵延至东西两侧的高山上,形似一双挥动的雁翅。

  再往北,一段明长城在千米高山上蜿蜒,昌平区海拔最高的明长城敌楼“高楼”便坐落于此。

  因军成城、因堡成村,来自黄土高原的游民栖居于这群山深处,生生不息。清代失去边关功能后,驻军撤离,百姓迁入,关城逐渐演变成自然村落,延续着烟火与文明。

  “山陕来的军民,把梆子戏也带过来了,久而久之地方化,形成了山梆子戏。”罗世民是长峪城山梆子戏班的老班主,主攻刀马旦。他自小随爷爷学戏,如今已年过古稀,还热衷于张罗戏班的事。他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脚下的一方老戏台。

  在长峪城新旧城之间的山坡上,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永兴寺,寺的前院有钟鼓楼,后院有古戏台。戏台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前台唱戏,后台化妆。

  山梆子戏,明永乐年间就已形成,戏班则始于19世纪末,是长峪城活着的历史。

  《登殿》《汴梁图》《断桥》……老祖宗传下来的剧目仍在传唱。2020年,山梆子戏被评为昌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看社火、转灯阵、听大戏……从正月十四到十六,平日里不怎么出声的长峪城,抖出了“家底儿”,吸引约1300名游客。

  这个数字,是村子里常住人口的十倍。

守望

  在社交媒体上,长峪城常与户外徒步联系在一起。灯会期间,有游人从八十多公里外的北京城区自驾过来,白天在山野中消遣时光,晚上在村庄里感受风俗。

  然而,自古作为兵家必争之地,长峪城虽被大山环抱,这里的先民却不享有偏安一隅的命运。

  若要问起村民们长峪城的起源,不少老人会从更久远的杨家将讲起。相传北宋时期,土匪王百万盘踞于此,村庄民不聊生,杨六郎到来后,铲除了王百万。至今,村里还保留着杨六郎安营扎寨的遗迹——“六郎城”。

  实际上,老人们也知道,这类故事多为附会。但保家卫国的烽火传奇口耳相传,总是符合一个关城的气质,如同山梆子戏中,总不缺英雄儿女。

  长峪城可考的历史,其实比这些英雄传奇还要波澜壮阔。

  这是长峪城村全貌(2月25日摄)。本组图片均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陈钟昊 摄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沿平绥路西进,企图占领山西,进而控制整个华北,长峪城不远处的南口,便是北平通向大西北的门户。

  8月8日,南口战役爆发,历时近20天。据《长峪城村志》记载,中方死伤三万余人,日方死伤一万余人。中国军人阻滞了日军西进南下的计划,粉碎了日本三个月亡华的妄想。

  长峪城就是这场战役的战场之一。

  戏班前板胡乐师牛春田回忆:“山上高楼那里,尸体堆成山,鲜血流成河。”这座敌楼上,密密麻麻的弹孔至今清晰可见。

  那时,山梆子戏无奈停演,但戏中的千军万马、忠奸善恶却在现实里上演。

  老班主罗世民的太爷爷罗忠义曾是戏班里的大衣箱官,“一次,他听说鬼子要来,便放下手中的活,不顾一切跑回家中,抄起被单,跑去戏楼将值钱的戏衣包裹起来,藏在了山洞中”。

  守住城、守住家、守住戏,还有人,在守住一种精神。

  61岁的陈万会住在40公里外的阳坊镇,从事丧葬业。近15年里,除了跑业务和探亲友,他回长峪城老家还有一个目的。

  “我来看看牺牲的中国将士。”

  旧城以北的水库下方,是不少人登山徒步的起点。2012年清明,陈万会与友人在此立碑,上书“抗日英魂”“永垂不朽”——这里也是通往昔日战场的起点,沿着步道攀登,便可到达当年的骡子圈、老虎头战场。

  同年夏天,明长城上出土一具中国战士遗骸,陈万会和友人将其成殓,葬于青山。为此,他和友人花了四个小时,把一块120斤的石碑送上山,立于埋棺处。

  碑上刻着:致无名英雄——长城卫士,长城儿女敬立。

  如今,这片昔日的战场被更多人称作“黄花坡”,每年7月中下旬,这里开满黄花,多雨的年份花期会推迟十天。

  陈万会说,1937年正是个多雨的年份,或许黄花见证了长峪城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乡愁

  久违的灯会,让长峪城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也让长峪城人重拾起乡土记忆。

  “小时候我最喜欢凑到戏台跟前,看我妈、我姨演出。”37岁的左玉新自上大学后,就不怎么看村里的戏了。她在50公里外的沙河镇工作定居,平时很少回家乡。

  左玉新的姨妈牛春芝是台上扮演王宝钏的青衣,24岁第一次登台的她如今年过花甲,嗓音依然清亮。

  长峪城山梆子戏班在古戏台上演出(2022年10月19日摄)。

  “很多年没见这么多人来看戏了。”在牛春芝印象中,20世纪80年代是山梆子戏繁盛的时候,回回演出举村来看,还吸引许多外村人。长峪城的山梆子既有山西梆子的高亢,又近似河北梆子的曲味,戏腔据说能在戏台十里外听得清楚。

  过去,山梆子戏能从正月初三唱到二月二,此外年中遇上庙会、九九重阳节等也会上演。然而,这次灯会过后,戏班里的人,还不知下一次登台是什么时候。

  和众多乡村一样,长峪城村也面临着老龄化、空心化的问题,人们担心,它承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民俗免不了愈发沉寂。

  “戏是长峪城的魂。”老班主罗世民说,长峪城人从小看戏,几乎村里人人都能哼上个几段。戏能成风化人,村民们从红白脸的角色之分中悟出了是非善恶,让长峪城的民风有口皆碑。

  如今,戏班里的“老戏骨”们平均年龄已过六十,农村人口的流失使戏的传承出现断代危机。村里青壮年们都去平原地区的城镇谋生,随着一些老人相继离世,戏班后继乏人。

  “2018年戏班里还有28人,去年就剩19个了。”罗世民很无奈。

  45岁的邱震宇是戏班里最年轻的成员,也是唯一一个从小就拜师学戏的年轻人。小时候放暑假,邱震宇在水库边帮家里放牛,戏班里的乐师见他无聊,便教给他吹唢呐的手艺。

  元宵节那晚,邱震宇从40公里外的居住地南口镇赶回来,演奏武场乐器,即锣、鼓等。老戏骨们在台上比画出肌肉记忆里的一招一式,吃力的样子也让他尝到了心酸。

  “几百年的戏,不应该断了。”

  2020年,邱震宇牵头成立了戏班的青年社,吸纳了十余名在村外务工的年轻人向罗世民学习唱戏,力图解决山梆子戏的传承问题。镇政府、村委会也在想办法,让长峪城的戏走进校园,培养可能的传承者。

  这几年,罗世民将口口相传的戏谱一出出地写了下来,手绘了封面,影印成册。邱震宇拍摄了每出戏从扮相到演出的细节,存满三个手机。工作之余,他仍保留着吹吹唢呐、练练嗓的习惯。

  邱震宇说,等他退休了,他一定会回到长峪城。“人回去,戏就回去了。”

  在乡愁的罅隙中,长峪城找到了它存在的方法。

  元宵灯会里,还有许多年轻的面孔。一听说今年正月长峪城村要“大办一场”,他们纷纷从远方回来,扭秧歌、跑竹马、转灯场、听大戏。

  长峪城的厚土,依旧是他们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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