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隶社会开始,古代中国就有很多的君王,试图一统天下,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国,但实现这个目标之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夏商时期维持着一个松散的联盟,境内有很多的古国和方国,只是名义的归君主管理,实际上还是自己的独立王国。这样的结构和现在的邦联制或者酋长国模式差不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是和生产力条件决定的,最厉害的王者,也没有实力把自己的管理辐射到周边所有区域。只能接受表面的臣服,依靠纳贡和朝觐来显示王者的权威。当然,这种权威,有时候会随着实力的变化而改变。比如夏商更迭和商周更迭,都是强弱引起的王者变更。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存在正义性,只是权力之争。

身居西岐的周,原来是臣服于商,但一直觊觎商王者的地位,于是抓住时机灭了商,灭商不是终结,而要面对新的局面,那就是如何实现从诸侯到王的转变,这其实是很难的,谁都想成为王,然而王只有一个,既有人在维护王的宝座,也有人在虎视眈眈的争夺王的位置,这在位的王就需要稳固和防范别人夺位。为了确保王位的安全,周开启了分封制之路,简单得说就是把家族力量、功臣和旧王力量,进行分封和整合,既要裂土封疆的想法,也要开拓新的疆土,封地也不是现成的一块土地,而是需要开发,因此周的分封相当于把某些土地“承包”出去,究竟有没有主,很难说,靠近疆域外围的部分土地是不在王的势力范围内的,需要王封的公侯伯子男们就自己开拓。

周的分封几乎完美,把周公旦分在山东的鲁国,同时把功臣姜尚分封到临近的齐国,把商朝贵族分封在宋国,也安排三监来看管。周的分封的纽带是周的制度、血缘,周依靠这些维持着统治,但制度会被破坏、血缘会疏远,分封制也就会被打破。经历几百年,周的疆域扩大了,但这其实是名义的,因为开疆拓土的是周的诸侯,诸侯的土地增大和人口的增多,对于处于王者位置的周天子是个威胁,再加上出现了无道的周天子,周天子的号令失去了效力,天子也成了傀儡。

周在进入春秋和战国时期后,实力强大的诸侯开始研究集权之路,最终的胜者秦在一统天下后,开始决定实行郡县制。郡县制实现了朝廷对所有土地的直接管辖,没了诸侯,但秦的改革实际是不彻底的,山东六国开始反扑,并事实上成功,后来的楚汉相争中,平民出身的刘邦建立了汉朝。

刘邦的汉朝是极为特殊的,属于完全的白手起家,因此汉朝实行郡县制是非常有难度的,说通俗点就是没有办法消耗秦朝留下的管理空白,不得不分权,但又希望皇权集中。刘邦大封韩信等功臣为王,同时封弟子侄为王来对抗异姓王。为了避免完全走回西周的老路,刘邦也在全力做好郡县制。

始皇帝一统天下,也很触动刘邦,刘邦是不希望自己的皇权被别人分杯羹,所以等待局势稳定好,全力对异姓王下手,并最终破解了异姓王的威胁,避免刘氏天下变姓,但刘邦并没有趁机废除同姓王,毕竟都姓,但在刘邦去世后,同姓王蠢蠢欲动,试图摆脱朝廷控制。旁系的文帝继位后,更是加剧了同姓王自立的步伐,在景帝时,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朝廷险胜七国联军,保住了朝廷的威望,也开始了削藩之路,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彻底让同姓王失去了做大的机会,但汉王朝又面对新的危机,那就是权臣和外戚的影响,权臣及外戚的出现,说明汉朝皇帝在用人上开始远离宗室,这也导致了西汉末年的王莽篡汉。

身为宗室的刘秀虽匡复了汉室,但此汉已非彼汉,汉朝的面貌也变,东汉虽有封国,已不具备关键时刻勤王和拱卫朝廷的能力,宗室接近于摆设,到东汉末年,虽有刘表、刘璋、刘备等汉室宗亲割据一方,但他们的心中已经没有维护朝廷的想法,朝廷只是他们的金字招牌,攫取利益的工具。历经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的司马家看到了没有强大宗室的危险,于是开始大封宗室,这种矫枉过正,带来的后果就是八王子乱,西晋灭亡和出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事,这时候究竟是不是郡县制已经不重要了,谁能重新一统,谁决定未来的走向。

杨坚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局面,他更看着皇帝的统一,从他开始,彻底的放弃分封,郡县制得到确立。明朝可能是后来的个例,藩王打败了朝廷,这是很困难的,但朱棣实现了。藩王出身的朱棣加倍的削藩,这说明谁都不希望藩王做大。分封制本是作为一个弥补皇权的权宜之计,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是不会允许存在的,因此后世几乎很少用分封制。朱元璋的分封也是有限度的分封,明初诸王所拥有的权力很小,只不过朱棣翻盘了,这就是纯纯的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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