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姚广孝,很多人会想到,他曾成功辅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造反登上皇位,但他在整个明朝历史上其实是个特殊的存在。 身份特别 他其实是一个和尚,生于江苏长洲县,早在14岁的时候就出家了,法名“道衍”。按佛教戒律,他早应该脱离俗家事务了,但他又特别热衷于政务,所以这个僧不僧、俗不俗的人,就被很多人称为“妖僧”。但他的“妖”绝不仅仅体现在身份的特殊上,可以说在很多方面都很特别。

第一、向往建功立业 普通僧人想的是怎样吃斋念佛、普度众生。而他却不同,事业心非常强烈。这从两件事就能看出来。一件事是,当初他曾同友人一起游江苏镇江的北固山。当时,他有感而做了一首诗,直接暗示了他对当时的朝政不满,以至于他的朋友当场就提醒他:“这哪是出家人该说的话呀”? 另一件事是,他曾路过河南嵩山,遇见了擅长面对面的江湖术士袁珙。袁珙说:他的面相像一只瘦虎,注定是喜欢杀戮和官场的,而他听了这样的话不仅不反感,还大喜过望。 第二、行事风格大胆叛逆 我国封建社会很看重封建秩序,可以说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要求不遗余力地维护正统的封建秩序,即君君、臣臣”的上下尊卑关系。那些试图僭越这种封建秩序、推翻王朝统治的人,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而姚广孝就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他不仅本人对当时的朝廷不满,而且还千方百计唆使别人一起造反,行事非常大胆。

据史料记载,他曾专门托好友把他引荐给燕王朱棣。但朱棣开始对他并无好感,于是他大胆地对朱棣说:“我想给王爷带上一顶白帽子”。朱棣一听大吃一惊,因为在“王”字上加上“白”字就是“皇”。这是在赤裸裸地向朱棣表示:他想帮助朱棣造反称帝。 第三、“造反”的决心异常坚决 姚广孝帮助朱棣造反,登上皇位,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毫无保留的。其造反的决心,甚至超过朱棣本人。话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后,继位的是皇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当时北方边镇的藩王都手握重兵,成为了朝廷的心腹大患。为了消除隐患,朱允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削藩计划。 当时,燕王朱棣对朝廷削藩非常不满,但说到造反,又觉得自身实力不足,不敢冒然行动。于是,去请教姚广孝。姚广孝极力地劝说他一定要造反,而且越早准备越好。他却很不自信地说:“现在民心都倾向于朝廷,造反恐怕得不到民众的响应”。而姚广孝竟然回答他:“我跟您谈的是天道,不管民心”。

后来,为了消除朱棣的顾虑,他还请了与自己相熟的术士袁珙和金忠,专门给朱棣相面、算卦,都说朱棣造反一定能够成功,大大增强了朱棣的自信心。通过这些,都可以看出,姚广孝对促成朱棣造反,可以说比朱棣本人都上心。 公元1399年,朱棣终于正式举起造反大旗。但举旗当天,出现了大风刮掉王府房瓦的事情。朱棣认为是不祥之兆。而这时姚广孝出面,向朱棣解释说:“这是吉兆。因为每次有龙飞过来,都会伴随大风大雨。王府的房瓦被吹掉,正好说明您是真龙天子,要换掉旧瓦,用上皇宫的御瓦了”。 战争过程中,朱棣带兵在前线打仗。姚广孝就辅佐朱棣的长子朱高炽保卫后方、支援前线,并曾成功地打赢“北平保卫战”。当时,朱高炽只有20多岁,没什么经验,可以说,姚广孝名为“辅佐”,其实是坐镇后方的实际负责人。战争中,每每遇到事情,朱棣都要找姚广孝商议。

东昌战役失败后,军队士气低落,就连朱棣都对造反的前途产生了怀疑。这时,姚广孝又及时站出来,强烈支持朱棣一定要再次出兵,不能半途而废。后来,也是姚广孝及时劝说朱棣,改变与朝廷争夺一城一池的作战方案,集中兵力南下,直取首都南京。 由于及时调整了作战方案,最终朱棣才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姚广孝的帮助,朱棣要登上皇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四、不在乎功名利禄却珍视友情 姚广孝虽然热衷建功立业,但却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他对朱棣造反立有大功。朱棣登基后论功行赏,就想把他封为大官。但他说自己是僧人,不同意。为此,朱棣还与他发生了争执,甚至想逼迫他还俗。最后,他只是同意担任负责僧人事务的僧录司左善世,并加封“太子少师”的虚衔。

此外,朱棣还赐给他府邸和美女。他一律不要,全部原封退回,并坚持在寺庙里居住。朱棣又赐他金银,他收下了,等他回到故乡的时候,就全部分给了家族中的亲人。 虽然不喜欢功名利禄,但他对友情却非常看重。朱棣登基后,见姚广孝封无可封、赏无可赏,就非常过意不去。直到他重病临死前,朱棣再次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才提出来: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溥洽”。

“溥洽”也是一名僧人,曾经是他的好友。但是在“靖难之役”中,双方因立场不同,分道扬镳了。溥洽辅佐了建文帝朱允炆。朱棣带兵攻入南京后,没有找到朱允炆。有人说,溥洽知道朱允炆的藏身地点。于是朱棣就把他关进了监牢里。这一关就关了十几年。 他念及与溥洽的友情,很想把他救出来,但碍于朱棣对朱允炆的同党恨之入骨,一直也不敢提,直到临死前才提出了这个要求。后来,朱棣满足了他的要求,把溥洽释放了。 死后倍受荣宠

总而言之,姚广孝确实很特别。他虽然是个和尚,但却向往建功立业。造反成功后,又不喜欢功名利禄,唯独对友情念念不忘。由于他的功劳很大,而又如此低调,赢得了朱棣及其后代的称赞和推崇。 他死后,朱棣特封他为“荣国公”,并亲自为他书写了神道碑铭。后来,他的灵位更是被请进了太庙,成为当时配享太庙的16位功臣中唯一的一位文臣。这在整个明朝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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