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与大家分享延安大学教授魏久尧著的《禅宗哲学与文化革命》一书：
无限革命及其理论表现（六）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清楚地指出：扬弃劳动异化和归复人性这两种革命行为是互为条件，相互因依的，不扬弃异化劳动，就不能归复人性，反之，不归复人性，也就不能完全、彻底根除异化。私有财产的存在显现着人的全面异化和外化，私有财产的消灭，也就是人的本质或本真性命的归复。“
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
马克思还深刻地认识到，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完整的人，或独立自足的个人，是有产和无产这一最根本的矛盾对立被完全克服了的产物或结果，也就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被消灭了的结果。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对立引出一系列的矛盾：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存在与本质、自由和必然之间矛盾；内在与外在、心与物、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有限矛盾的存在，都使个人处在片面的、单面的、异化的状态中。异化的扬弃，完整的自我或个人的出现，使所有这些矛盾和对立都得到积极有效的解决，都统一于本真的圆满自足的性命。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的就是建立这样一种独立自足的个人，他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组成要素或基础，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由这样一种个人自由联合起来的和谐统一体。他说：“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产生的社会发现这种形式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产生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7]
在这里，曾经有过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与受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僵硬对立统统消失了；“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8]
但是，马克思把扬弃异化后所形成的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仅仅理解为现实的有限的统一，而不是超现实的性命本体的无限的统一，直接植根于此种有限统一之上的主体或完整的人，仍然是有限的，最多只能是道德意义上的本真存在，而不是超越有限统一的绝对主体，或主体的主体。
这样的有限存在，仍然不能实现与天道完全合一的绝对自由，不能完全实现圆满的性命全体，而这绝对自由和圆满的性命才是无限革命的终极目的。马克思所一贯坚持的科学实证方法和自然辩证法限制了他的眼光，（绝大多数受西方文化传统熏陶甚深的学者都免不了此种局限），他无法认识、理解我们所说的那种与天道性命合一的最高存在境界。
除此之外，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还有一个不可讳饰的错误：他不能正确地解答用什么方式和手段来有效地扬弃异化和归复人性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按照他的科学实证思维方式，克服异化的手段和方式只能在异化现实中，在历史本身中去寻找，而不能在历史之外的别的地方去寻找。它只能由历史和现实本身来提供，而不能由别的什么来提供。
他自信不疑地说：“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9]根据这同一个认识，他把自然科学设想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唯一的现实基础，此种错误的性质，我们在前边有关章节已经一再分析过了，兹不赘述。这正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不能很好地引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原因，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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