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伯克国家观的赞扬

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是 18 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他的国家观成为马修·阿诺德论述国家的主要依据，即国家是“作为集合体、共同体性质的国家为整体的利益委以严格的权力，以超越个人利益的更宽广的利益置名义对个人意志加以控制的一种观念”。

伯克的国家观缺乏理论的大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哲学基础，这种信奉形而上学的超验的政治理论必然会导致他用抽象的理论来指导现实政治。伯克于 1790 年出版了《法国革命的反思》，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认为，社会是有机体，社会政治体内必然存在等级差别，是一种社会纪律;同国家相比，个人是渺小和短暂的，而国家或者公共生活是伟大的、永久的。

文明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财富。国家是最高财富的化身，一个人只有成为社会成员才能摆脱野蛮，一个人所有的精神财富都来自有组织的社会成员的身份;个人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否则，个人就会成为一帮杂乱无章的人。

伯克还认为，政治制度以及社会一般的传统，构成集体智慧和文明的宝库理应受到尊崇。此外，伯克还特别捍卫宗教，认为宗教和传统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和世界文明就是对上帝的目的的提示。

但伯克并不是改革之敌，他的一句名言是“一个不具做出某种改变的手段的国家是不能自保的国家，但他主张审慎地“改革”，主张改革不能脱离过去，不能脱离传统，主张在法律秩序中改革，认可渐进的和保存优秀传统的改革、反对蓄意破坏现存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激变性的改革。

无论是伯克的抽象性“国家观”，还是他传统的改革思想，在马修·阿诺德的书刊言论中都可以找到影子。

例如，马修·阿诺德将国家视为超越阶级、个人、最优秀自我的集合体，与伯克对国家的定义如出一辙。在谈及法国革命时期的英国时，马修·阿诺德把伯克誉为时代的代言人。

他说伯克虽对法国革命的论述有时偏激过火，但是含有深邃的哲理:认为伯克不为当时的标语口号和党派之争所吸引，而是将这些纷争提升到一个更高层面，即国家层面。

认为沉浸于思想的世界之中:“伯克的伟大之处在于，在英国几乎只有他一人使政治接受思想的砥砺，让思想渗透于政治之中”。

对布莱特个人自由思想的批评

布莱特(John Bright,1811-1889)是英国演说家、政治家，1843-1889 年间几乎不间断地担任国会议员，竭力促进各项改革，如反对谷物法，主张自由贸易等。布莱特认为英国生活、政治的核心就是张扬个人自由。

马修·阿诺德对这位自由党实干家的批评，集中体现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在他看来，这位自由党人鼓吹的是“英国人应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并且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尽可能地纵容人们为所欲为，尽量避免对之采取严厉的压制行为”。

对此马修·阿诺德十分不满，并明确表示不能容忍:“无论自由党的朋友们怎样想怎样说，我们决不会放弃自己的看法一一对无政府状态不能容忍”。

马修·阿诺德认为，造成当时社会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中有一大批像布莱特这样的自由党人，他们无视政府的权威，拿自由主义来标榜自己，且从不隐讳对财富的竭力追求，并洋洋得意地夸耀着他们的“丰功伟绩”。

他还认为，如果这些自由党人继续固执己见地坚持他们自由放任原则的话，国家就会彻底滑向无政府的状态。

为了抵制以布莱特为代表的自由党人对英国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马修·阿诺德倡导要树立国家权威，他指出“必须建立一个法律上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国家”，对这种过度的“自由主义”进行干涉和引导。

对托马斯·阿诺德国家干预教育思想的继承

马修·阿诺德的父亲托马斯·阿诺德不仅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深深地影响着他，而且在关于国家干预教育方面也给他不少的启发。

托马斯·阿诺德的国家干预教育思想和他的社会观息息相关，他认为国家是作为社会改良的促进因素而存在的，基于英国贵族阶级的不统一，他主张应扩大国家权力的范围以为补救。

托马斯·阿诺德在调查了英格兰的政治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后，日益变成了“改革派”，提倡统治阶层应和工人阶级分享权利，扩大工人阶层的受教育权，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且认为国家的主要功能是教育。

为此，他猛烈抨击了放任主义的经济制度，认为英国当时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只有当权力被更广泛地分配到所有阶级的手中时，真正的和公平的共和国才将到来。

政府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可以侵犯个人的财产(。如果不通过个别的、有势力的贵族们，那么只有通过国家来使人们身体的、智力的和精神的状况得到提升。父亲的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着马修·阿诺德。

英国当代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和教育历史学家安迪·格林在《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一书中，谈到英国 19 世纪倡导国家于预教育的有识之士时，多次将阿诺德父子相提并论。可见，马修·阿诺德的国家干预教育思想受其父亲的影响之深。

英国于预教育的失败

19世纪的英国在建立国家公立教育体系方面落后于欧洲大陆其他各国大半个世纪其中国家管理教育的不力对英国教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同时这也是英国教育的独特之处。

中央教育协会(the Central Society ofEducation)声称“英国教育的很大缺失(一直)在于国家教育的缺失” 一语道出了英国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整个 19 世纪英国国家对教育的于预，是在同“不干预”的矛盾斗争中逐步展开的。19 世纪初期，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如普鲁士、法国、瑞士、荷兰和丹麦都已经接受了由国家负责公共初等教育的原则，而英国在这方面却进展迟缓，关于国家干预教育的改革提案屡遭失败。

先是塞缪尔·惠特布雷德(Samuel Whitbread)的《1807 年教区学校法案》(Pacochial Schools Bill of1807)，建议国家在每个教区设立学校进行管理并建立由公共基金支持的国家初等教育体制，但该提案最终因贵族的反对没能在上院通过。

再是布鲁厄姆的 1820 年提案，该提案第一次提出了普及的、义务的、国家资助的教育思想，但国教会认为国家办学意味着教育的世俗化，因此他的提案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最值得一提的是国会议员约翰·罗巴克 (John ARoebuck)的1833 年教育提案，他认为教育与军队、外交和国内治安一样，应是国家的一项责任，建议在英国实施义务教育。

可以说，该提案是国民教育计划中最完善的一个，他提议建立一个由国家资助的、普及的、强制的初等教育体系，由选举出来的地方性委员会控制该体系，这个体系由幼儿学校、工业学校和师范学校提供支持，整个体系由一位国家大臣进行监督。

但遗憾的是，该提案遭到了阿瑟普勋爵的反对，他认为大众教育应不受“政府的干涉”。同时也遭到了奥康纳尔的反对，他认为“没有比模仿法国的国民教育体系更具有破坏力的了”。

皮尔最终以自由主义为由封杀了这一提案，他说在英国这样的国家里，人们引以为骄傲的是她的自由，教育本来就应该远离国家的控制。

19 世纪初期英国反对政府于预教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统治阶级担心发展公立的国民初等教育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第二、教会反对推行公立教育和政府对教育的干预，他们担心那样做会削弱教会的影响。

1. 工厂主也对发展公立大众教育和普及初等教育持反对态度，因为发展公立国民初等教育将意味着工厂主失去大量童工，而童工正是工厂主榨取剩余价值的一大来源。

第四、许多家长也对政府插手教育持冷淡态度，认为孩子受教育不仅增加家庭开支，而且受不受教育都无关痛痒。

国家干预教育受到了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反对，例如，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理论的人认为，国家干预教育是通向暴君统治的第一步，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侵犯。

并强调国家的活动应严格控制在国防、治安、筹集公共经费等少数几个领域，在教育方面，正如在其他生活领域-样，政府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励民间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