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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二次战役后，对战争政策成为美国朝野，以及美国与盟国之间激烈争论的话题。
对华盛顿的决策者来说，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大规模出兵鲜是否意味着苏联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中国军队大举反击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决策层的第一反应是：美国已被推到全面战争的边缘。
1、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
12月6日，参联会给美军在全球各地的指挥官发出一份非正式的“战争警告”：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目前的朝鲜局势大大增加了爆发全球战争的可能性，指挥官应采取可行性行动，加强战备，但不要制造紧张气氛。
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扩军备战议题。
参联会建议：
立即扩建一支至少拥有18个师的陆军、397艘战舰的海军和由95个飞行联队成的空军。为此，需要将1952财政年度军事预算增加到550亿美元，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高的年度预算增加4倍。
这个建议正合杜鲁门的心思。
15日晚22时30分，杜鲁门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他称：
共产党执政者意欲把世界推向全面战争的边缘，美国的回应是以尽快的速度将军队扩充到350万人，将军工产业产量增加4~5倍。
就这样，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巨大军事经济潜能，在朝鲜战争刺微下被动员了起来，而其背景却是一个战略上的臆想和虚构：苏联正通过中国将美国拖进全面战争。
对于美国一手策划的冷战进程来说，这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2、要不要使用原子弹？
在这个大前提下，美国高层有关朝鲜战争政策的争辩，形成了三个焦点。
第一个焦点：是否在朝鲜使用原子弹。
朝鲜战争一开始，使用原子弹问题就在美国军方内部进行过讨论。
7月中旬，麦克阿瑟建议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使用原子弹摧毁连接朝鲜半岛同满洲和海参崴之间的桥梁和隧道，但未获同意。
陆军部行动规划机构的研究报告认为，使用原子弹“从军事角度看是没有依据的，而从政治和心理的角度看也是有疑问的”。但为了预防苏联干预，美国仍于7月底将10架携带核弹头的B-29轰炸机转场至关岛。
11月8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埃默森提出一份备忘录，认为在常规武器无法取胜或虽能取胜但美军伤亡过大的情况下，可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但他同时也列举了种种制约使用原子弹的因素，指出：
在美国人心目中，对苏联使用原子弹和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并不一样；如使用原子弹仍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特别是对那些需要美国核保护的国家而言，其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随着美军兵败清川江、长津湖，军方使用原子弹的想法再度抬头。
麦克阿瑟声称，要把35~50枚原子弹投到中国东北，摧毁那里的重工业基地和军事基地；并沿鸭绿江铺设一条放射钴地带，以防中国军队再度发动进攻。
陆军部行动规划部门和“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等机构按国防部指令，开始进行使用原子弹的可行性研究。
前者于12月1日提出报告，认为如果“联合国军”在朝鲜面临灾难，参联会应向总统建议使用原子弹。后者也于12月初建议，在需要防止“联合国军”在朝鲜被击溃这样“最为紧迫的军事情况下”，美国可以使用核武器。
不过，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在严格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并没有在外界引起多大震动。直到11月30日，因朝鲜局势恶化而心绪不定的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放了一炮，才公开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杜鲁门在回答记者追问时脱口而出：美国一直积极地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并称：
“此事由军方决定…战区军事指挥官负责使用，他一直有这个职责。”
此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英、法等国领导人大惊失色，纷纷要求杜鲁门予以澄清。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有必要采取紧急行动以消除公众的不安，他将为此赶赴华盛顿与杜鲁门紧急磋商。
杜鲁门对记者说使用原子弹问题一直在积极考虑中，这当然是实情，正如他的新闻秘书所说：
“这种考虑就跟我们的部队在作战的时候考虑使用所有的武器一样。”
然而，不寻常之处在于，这次杜鲁门将这个极为敏感问题公之于众，并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美国已经打算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了，而且，其使用权就掌握在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手里，可根据美国法律，只有总统才有这样的权力。
为平息舆论、安抚盟友，杜鲁门在与来访的艾德礼会谈中表示，美国充分理解使用原子弹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当前也没有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打算，除非为了保护正在撤退的美军的安全或避免一场严重的军事灾难。
他私下承诺，美国不会在不与英国协商的情况下决定使用原子弹，不过，这话只能在内部讲，不能写进公开发表的公报里。
这场由杜鲁门谈话引发的风波就此告一段落，但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阴影并没有消失。
实际上，就在与艾德礼会谈期间，根据杜鲁门的命令，美军已将分解的核弹头部件空运到远东，储存在第7舰队一艘航空母舰上。
12月24日，麦克阿瑟还向参联会提交了一份“迟滞目标”清单，详细计算出原子弹的合理使用量应为26枚，另外，还需要用4枚原子弹轰炸“进攻部队”，用6枚原子弹袭击“敌人空军的重要集结地”。
3、美军要不要从半岛撤出？
第二个焦点：是否将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出。
按麦克阿瑟的看法，中国军队大规模参战后，美国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作出选择：要么扩大战争，要么撤离朝鲜。
扩大战争，既包括向朝鲜大规模增兵（需求量不少于7.5万人)，也包括针对中国大陆的一系列战争行动，包括：取消把军事行动控制在中国边境之外的所有限制，允许轰炸中国东北和其他工业城市，对中国港口实施海上封锁，并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作战。
麦克阿瑟声称，如果华盛顿不同意采取上述措施，那只能把军队撤出朝鲜。
这种“二选一”的极端方式，显然不符合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意图。
华盛顿的政策是：既要在朝鲜打下去，又不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
为了探求出路，给决策者提供第一手材料，参联会派柯林斯专程飞到朝鲜，当面征询战场指挥官的意见，并实地考察美军部队现状，了解可以在什么时候进行成功的防御，可以坚守一条什么样的防线，以及在这条防线上能够坚守多长时间。
12月4日，柯林斯飞抵朝鲜，先与沃克见面。此时，第8集团军正在从肃川、顺川一线向南撤退，局面混乱，气氛紧张。柯林斯从沃克那里听到的，主要是美军怎样才能安全撤离的意见。
沃克对柯林斯说，平壤是守不住的，第8集团军必须退到三八线以南如果不坚守汉城，他可以在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将部队继续南撤；如果坚守汉城，则可能遭到中国军队的合围。沃克展望了最终从朝鲜半岛全面撤离的前景，并希望能以釜山而不是仁川为美军撤离的最后基地。
同时，他也表示，如果将阿尔蒙德的第10军交给他指挥，第8集团军可以在釜山防御圈长期待下去。
第二天，柯林斯飞抵兴南与阿尔蒙德会见。阿尔蒙德说，他对长期坚守兴南-咸兴地区有信心，如果一定要撤，他也可以在不付出太大代价的情况下将第10军全部带出来。
最后，柯林斯到东京，与麦克阿瑟、远东海军司令乔埃、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以及希基、威洛比、赖特等人开会，详细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中国人”的问题。
讨论中提出三个设想：
第一个设想是：“中国人继续进行全面进攻，但是禁止麦克阿瑟发动对中国的空中攻击；不对中国实施封锁；不向朝鲜派遣蒋介石的军队；在1951年4月可能派给麦克阿瑟四个国民警卫队师，在此之前，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的兵力不会大量增加；或许会在北朝鲜投掷原子弹。”
这一设想遭到麦克阿瑟“言辞激烈的反对”。他认为，在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下，仍旧对他的部队施加限制无异于投降。如果这样做，停战从政治上看也许有用，从军事上看则无必要。
第二种设想是：“中国人继续进攻，美国将采取对中国实施一种有效的海军封锁，允许对中国大陆进行空中侦察和轰炸行动，最大限度地使用国民党部队，一旦战术条件成熟，即使用原子弹等措施。”
麦克阿瑟赞同上述行动，并认为如果这样，他可以把防御阵地尽可能远地设在北边，并将第10军运到釜山，与第8集团军一起作战。
第三个设想：“中国人同意不越过三八线。”
麦克阿瑟认为，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及盟友就应该接受停战，不过，前提是北朝鲜部队也和中国人一样在三八线附近停止行动，并把在南朝鲜活动的游击队撤回去。这样，就可以使用第8集团军坚守汉城-仁川，而把第10军撤到釜山。与对方达成的停战条款将由联合国监督执行。麦克阿瑟称，这是除了扩大战争之外“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
不难看出，这期间，美国军方所关注的，是美军能不能以及能在哪里守住一条防线。
最让华盛顿闹心的，莫过于一旦朝鲜守不住怎么办。
白宫和五角大楼为此进行了一系列讨论，撤离朝鲜的选项被认认真真地列入了议事日程，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处理坚守朝鲜与保卫日本的关系。
在杜鲁门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从病榻上爬起来参加会议的艾奇逊提议，应该指示麦克阿瑟不要考虑别的，只应专注于“给敌人带来最大程度的损失”这个问题。
而杜鲁门则认为，还是得提醒一下麦克阿瑟，他首要的任务是“军队的安全”和“保卫日本的基本使命”；如果坚守鲜半岛的桥头堡（釜山）需要付出的代价过高，他就必须撤回日本。
布莱德雷分析说，从釜山到日本的本州，海路只有115英里（约185公里)，大概相当于从中国大陆的厦门到台湾岛的距离。如果中国军队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就将处于进攻日本的最佳位置。
中国军队对日本的进攻可能促使苏联首先入侵日本，而苏联从库页岛进入日本北海道，也只须越过30英里（约48公里)宽的海峡。如若发生这一事态，美国除了空军和海军，在日本没有任何军事手段可抵御中国或苏联的进攻。
由于华盛顿的既定方案是不能立即将正在转为现役的4个国民警卫队师，全都部署到日本，这意味着麦克阿瑟只能依靠已在朝鲜的第8集团军来保卫日本，而如果该集团军真的在朝鲜遭遇灭顶之灾，那么，对日本的防御必将陷入无兵可用的危险境地。
杜鲁门指示参联会对此加以研究，三军首脑经反复讨论后一致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第8集团军毁在朝鲜，即使战败了也要把武器装备运回日本。
海军和空军首脑提议，应尽快考虑该集团军的撤离行动，布莱德雷则让他们暂且沉住气，至少在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不要急于着手撤退。
他说，麦克阿瑟在朝鲜拥有18个师，包括7个美国师、10个韩国师、1个土耳其旅和2个英国旅，共约30万人，其中许多部队还没有与中国军队真正交过火，就这样匆忙撤了出来，无异于不战自败。
最后，以参联会名义给麦克阿瑟的回复是：
他所提出的增兵和对中国大陆采取战争行动的建议“已经并正在得到仔细的考量”，但“政策改变或加强我们在朝鲜半岛投入的其他努力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应该在朝鲜支撑下去，并避免“人和物资的严重损失”，只有在做不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才可将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回日本”。
恰在这时，柯林斯从东京返回，带回了他到前线实地考察的感受和与麦克阿瑟、沃克、阿尔蒙德等面对面交谈后形成的判断。
他认为，尽管第8集团军遭到严重打击，但实力犹存；即使中国军队发起新的攻势，该集团军也可以抽出2个师保卫日本。
退一步说，即便在朝鲜坚持不下去了，依托坚固的釜山环形防御圈，也足以保证美军在最后时刻有序地完成撤离。柯林斯的意见使大家稍稍松了一口气——撤离朝鲜至少不再那么迫在眉睫了。
12月29日，杜鲁门签发一份给麦克阿瑟的新指令，这一指令，完整表达了华盛顿决策层的判断和意图。
麦克阿瑟看到这个指令后极为郁闷。他身旁的人反映，他的脸上表露出从未有过的伤心表情。
在杜鲁门新指令下达前，麦克阿瑟总是以不扩大战争就从朝鲜撤军相要挟，而新指令下达后，他又向参联会表示，美军在没有被逼退到釜山滩头阵地之前，没有必要就撤军问题作出决定，也就是说，“在中国撬开釜山之前不会撤军”。
参联会告诫他“这很危险”，并“近乎愤怒地作出最后决定”：如果美军被逼到釜山以北30英里（约48公里)处，参联会将越俎代庖，直接下达从朝鲜撤军的“终极命令”。
后来，美国国内曾就到底是谁最先提出从朝鲜撤离的问题展开过一番争论。
有人说是参联会首先提出来的，有人说最早产生这一念头的是麦克阿瑟本人。对后一种说法，麦克阿瑟坚决予以否认，他表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怀疑我们能否在朝鲜站得住脚，而我认为是可以的”。
通过分析历史记录发现，当时，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都考虑过从朝鲜撤离的问题，至于“撤离”一词，倒确实是参联会最先提出来的，不过，这也是根据麦克阿瑟表达的意见而得出的结论。
如参联会成员、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后来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是麦克阿瑟将军给我们的一个电文使我确信，必须对撤离的可能性予以考虑”。
4、如何停火？
第三个焦点：关于停火问题。
在“联合国军”内部，最先提出停火谈判建议的是英国军方。
11月初，中国军队取得入朝后首次战役胜利，显示出中国有足够力量阻止“联合国军”对整个朝鲜的占领，在此背景下，英国军方建议：将“联合国军”撤至兴南至安州一线，在该线以北划出一个“非军事区”，由联合国和中国共同监督，然后在联合国范围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
然而，这一方案被正在筹划“圣诞节总攻势”的麦克阿瑟斥为“搞慕尼黑阴谋”的“邪恶的建议”。
12月初，麦克阿瑟总攻势遭到惨败，停火和寻求政治解决再度在“联合国军”内部引起讨论。
不仅英国人在考虑重提政治解决方案，就是美国决策层也开始探讨类似的问题。
12月1日，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联合碰头会上，艾奇逊提出，当前的形势“需要军事和政治两种措施的互相配合”，美国不仅要研究“是否能够或在哪里守住一条防线”，而且要研究“哪些政治措施可以有助于把局势稳定下来，以及是否在现阶段即应采用这些措施”。
艾奇逊所说的“政治措施”，主要是指停火。
据当时的会议记录，艾奇逊向与会者逐一提问：如果有其他国家提出在三八线停火的建议，在座的各位谁有疑问？记录稿记载：“没有听到有人回答一也没有人反对。”
会后，艾奇逊和马歇尔一起向杜鲁门汇报他们的意见。
其实，美国决策者的内心是相当纠结的。
一方面，他们中间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尽可能不使战争扩大，以避免将美国力量无休止地消耗在对美国来说是次要的方向上；另一方面，他们又强烈认为美军不能就这样败下阵来。
在他们看来，如果在当前形势下向共产党人屈服，为实现停火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那无论对美国还是对整个西方世界，都可能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抱着这样的心态，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既自相矛盾而又合乎逻辑的现象：
一方面美国希望停火；另一方面又不愿示弱，但凡稍稍有点儿示弱、退让的表示，都立即会引起强烈的反对，响起“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的喊叫声。
英国首相艾德礼访美时当面问过杜鲁门：“共产党可能在什么价钱之下才肯停火？”他提出，他要与杜鲁门讨论“我们准备搞到什么地步、我们打算谈判哪些问题、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坚持”。
尽管艾德礼苦苦相劝，说应该“或多或少”满足一些中国的要求，以作为对停火的回报，并争取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分裂，最终让中国成为西方的朋友，但被杜鲁门断然拒绝。
对于当时中国提出的停火条件，美国最不能接受的还不是从朝鲜撤军，而是在联合国席位和台湾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如果完全出于“军事上的必要”，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到了在战场上继续打下去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时候，是可以将美国军队从朝鲜撤出来的；但是，要让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地位，将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和台湾交给中国共产党人，则是万万不可以的。
对美国人来说，前者是“军事”问题，它取决于战场较量的最终结果，尽管难堪亦可接受；而后者是“政治”问题，事关“道义”（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大是大非”，容不得妥协。
12月12日，参联会在征求麦克阿瑟意见后提出建议：在三八线达成停火协定，建立一个20公里的缓冲地带。
有关停火问题的谈判，只限于军事领域，其他政治问题一律免谈。显然，这个立场在当时是不可能为中国方面所接受的，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方面斥为美国企图通过停火来挽回其战场上失利局面的一个花招。
实际上，美国决策者也没有指望它在停火问题上的主张能够为中国方面接受。为让美军在现有战线上站稳脚跟，整顿补充，恢复元气，美国需要停火这一手段，同时，他们也清楚，在军事上失利时，主动寻求停火谈判，只能置自己于弱势地位，这是很不体面的，不值得不顾一切地去争取。
所以，杜鲁门强调：
“我希望我们能够守住朝鲜的战线，直到谈判的机会因局势的进展而有所改善。”
这表明，美国此时并没有在战场上收手的打算，它要在不将战争扩大到朝鲜半岛以外的前提下继续打下去，能打多久就打多久，直到打出一个对美国有利的谈判条件为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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