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罗马城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兴趣，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至今仍众说纷坛。问题是由《汉书·陈汤传》引起的。《汉书·陈汤传》中记载，在公元前36年的秋天，由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的4万汉朝军队，分兵两路，在康居与匈奴郅支单于率领的军队短兵相接。

书中写道：“望见年于城上立五彩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这“鱼鳞阵”三个字，引起了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关于“鱼鳞阵”的记载只此一处。学者们分析，要想把军队排列成“鱼鳞阵”，需要高度的组织训练并有相应的阵列条规来指导。 这对于任何游牧部落或其他未开化的民族来说，都是难以做到的。尤其像匈奴这样的游牧部落，打仗只是靠勇敢的精神，从未经过什么严格训练。而这支训练有素、阵列周密的部队到底是哪里来的呢？有人分析它很可能是一支罗马军队。

1955年，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德伯斯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人在康居城见到的士兵列于城门两侧的阵列，是典型的罗马阵列——龟甲形攻城阵，这种阵列世界其他军队中都不曾有过。士兵使用的是长方形盾牌，盾牌的正面呈现圆凸状，手持盾牌的士兵并肩站在一起，这种景象若用一个典型的中国平面绘画者的眼光来看，跟鱼鳞很相似。 后来他又以《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古城》为题，撰文写道，当年甘延寿、陈汤在这次战争中斩郅支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共1500人，生擒145人，降虏千余人，并把这些人分配给了周围参战的15个小国。他说，生擒的145人就是布阵的“百余人”，他们见到郅支人兵败后，就停止了抵抗。

他们被安置在一个特设的边境城镇中。这座中国境内的罗马城，直到公元746年之前一直存在着。这支罗马军队是怎么来到东方的呢？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戴维·哈瑞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研究，他得出了与德伯斯相近的结论。据他掌握的材料，在公元前60年，罗马的庞培因战功受到了元老院的奖励。可当他回到罗马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没有了地位，虽在表面上看他与恺撒和克拉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后两人手中。 公元前55年出任叙利亚总督的克拉苏，因缺乏为罗马人所敬重的军事上的建树，不顾手下人的反对，急不可耐地发动了对帕提亚的战争。公元前54年，他率领4万多人的大军，入侵帕提亚，双方在卡雷展开了激战。战斗开始后罗马人就处于劣势。帕提亚人以优势兵力，包围了罗马人，箭发如雨，罗马人为了抵御利箭的进攻，只好组成方阵，把盾牌立在周围。

这是典型的罗马战术队形，即送锁盾龟甲形攻城阵。而帕提亚人却有办法破坏他们这种阵法，他们从盾牌的上方或下方射入利箭，造成了罗马人的大量伤亡。在这场战斗中，克拉苏死在了战场上，有1万多人丧生，1万多人被俘，有近四分之一的人逃到叙利亚。剩下的一小部分，由克拉苏的儿子率领，经过10多年的辗转迁移，最后成为北匈奴的附庸。 公元前36年，汉军与匈奴一战之后，他们便在中国境内消失了。这就是这支罗马军队的来历。但对上述说法也有不同的意见。1962年，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在他的英文著作《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中，对上述说法进行了驳斥。他认为，根据汉朝制度，设县至少要有几千人口，只有145名罗马军人是不可能设县的。

而台湾秦汉史研究专家邢义田对上述两种意见不置可否，认为谁是谁非一时还很难确定。戴维·哈瑞斯对此仍不死心，他于1989年底再次来华，寻找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他与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关意权和在兰州大学任教的前苏联专家弗·维·瓦谢尼金合作，在一份公元前9年的地图的帮助下，确认了“罗马城”位于兰州西北约300千米的永昌镇附近，并准确地找到了这处废墟。但他找到的到底是不是罗马城，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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