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二年，对于明京畿一带的百姓来说，是噩梦到来的一年。明朝每年花费几百万两白银打造的宁锦防线没能抵御住后金的铁骑，皇太极在征讨察哈尔以后，率领十万兵马，从蒙古绕道，突入关内，直扑北京城。
遵化的丢失速度让明廷始料未及，朝廷只得一面整顿京师里的卫戍部队，一面急令各地的兵马驰援。后金的大军能够攻入京畿一带，袁崇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支援京师最为卖力，急率关宁军拦住了后金军。
此后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局势瞬间失控。关于袁崇焕之死可谓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死让本就危急的明朝雪上加霜。祖大寿率军逃到宁远，皇太极击败明朝援兵，名将满桂战死。
明朝幅员辽阔，号称雄兵百万，但它现在却被十万不到的后金兵围了京城，而无一军可以解救。皇太极打不下坚固的京城，但他此举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攻克京师，他一开始的想法只是掳掠明朝的百姓和财富。于是后金的军队肆虐在明朝的京畿地区，将百姓全部掳到建州。
明军虽然此前被后金一直压着打，但那毕竟是在关外，可现在皇太极领着后金军如同逛后花园一般，在明朝的天下脚下搞了一次“三光”，这对于明朝的打击可想而知。皇太极对于明廷的愤怒并不在意，在这一战前他对于明朝还有所顾虑，但此次他看出了明朝的虚弱，心中已不把明军当人看，这一点从他回师的部署就可以看出。
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初，后金军抢掠足够以后，皇太极率主力返回都城沈阳，但他并没有放弃此前攻占的城池，命阿巴泰留守遵化、滦州、永平和迁安四城，对京师虎视眈眈。
遵化四城本是防备后金的重镇，现在却成了后金威逼京师的前沿，明廷不可能忍受后金占下四城，可以时刻入寇京城，所以收复四城迫在眉睫。
不过如何收复、谁去收复成了一个大问题。己巳之变打碎了明军的脊梁骨，几十万明军被几万后金军围着打，这对于明军士气的打击可想而知。后金军从京畿离开完全不能够叫撤军，而应该叫回师，毕竟他们是满载而归，而明军却是损失惨重。明朝有一个不怕死的兵部右侍郎叫刘之纶，他率上万人想给回师的后金军打击，结果后金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溃了刘之纶。
刘之纶的战死让明军再不敢出击，但崇祯不甘心四城沦陷，危难时，他只能再次让老臣孙承宗出山。孙承宗是经略辽事的老臣，他的才能还要在袁崇焕之上，此刻除了他，也没有别人了。
孙承宗马上就发现了机会，后金军正在换防，原本驻守四城的是阿巴泰，但不久以后皇太极就下令让二贝勒阿敏率本旗兵力接替阿巴泰。两军换防，势必出现真空期，孙承宗抓住这个机会，让祖大寿和山西总兵马世龙攻打滦州。
明军以红衣大炮攻城，后金军不能抵挡，弃城而逃，被明军截击，死伤惨重。不久以后，阿敏就令遵化守将弃城，临走以前屠尽城中百姓。四城被成功收复，这是明军久违的胜利，京城的崇祯皇帝大喜过望，明廷将其称为“遵化大捷”。
毫无疑问，四城之战是明军胜了，但从大的形势来看，遵化大捷绝不是一次真正的“大捷”。从战损比来说，在后金攻打明京畿一战中，明军折损数万，被掳走和杀害的百姓以十万百万计，牛马等牲畜则不可胜计，而后金付出的代价连明军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哪怕只从四城之战来看，后金军死伤也只是几百，并未伤及根本。以数万兵马围攻几千后金军最后取得几百首级的战果，只能说为明朝提供了一个挽尊的理由。
而对于皇太极来说，折损的这几百人无足轻重，反而是此战的失利可以作为打击阿敏的理由。阿敏是四大贝勒之一，按年龄排行老二，地位很高。阿敏还是镶蓝旗旗主，他参与了后金的大部分战役，屡立战功，威望很高，经常不听皇太极调遣，还跟他对着干。
阿敏对于皇太极统一后金，将其从游牧部落转变成统一的政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阻碍，皇太极一直想将他除掉，但苦于没有理由。如今四城之战成了最好的理由，阿敏身为大贝勒，镶蓝旗的旗主，未经激战就放弃四城，辱没了后金国威，这个罪名一安上，阿敏想拿掉也没办法。其他看皇太极不顺眼的人也没办法为阿敏说话，毕竟皇太极率军攻打京畿的时候顺风顺水，阿敏的四城之败是此次的唯一败绩。
除了四城之战，皇太极还给阿敏安了一个意图在朝鲜自立的罪名，将他软禁至死。阿敏一出，皇太极在后金中的威望快速上升，加快了后金的政权化。
除此以外，后金在四城之战中使用的红衣大炮作用显著，引起了皇太极的注意，加快了后金对于火器的研发。而这对于只剩下守城一条路的明军来说，可谓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遵化大捷是一次小型战役的胜利，但对于整体局势而言，却是雪上加霜，它获得的战果所付出的代价，是明朝所无法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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