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百家当中有一家非常奇特，我们称之为杂家，名传千年的吕不韦就是此派中人。

作为融合性质的学派，杂家从最早的《尸子》到最晚的《尉缭子》，都试图建立起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以期“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于一体，将诸子百家的思想尽数囊括。 那么，杂家是怎么来构建其理论框架的呢 /杂家之道 其实在先秦时期，并无杂家的说法。杂家这个名称，是刘向、刘歆所创造的。 《汉书·艺文志》载：“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这其中所说的“兼儒、墨，合名、法，荡者为之，无所归心”，是说杂家要兼容儒、墨、名、法四家的理论，而不明确形成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此即是杂家的本质。 当时诸子百家思想有一个主干，这个主干叫做道家思想，而其余的百家则相当于枝杈。

杂家则与其余百家不同，它是将所有的枝杈通通砍下来进行收集整理归纳，然后组建了一个新的主干。 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便指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 对于杂家而言，没有中心思想是它的优势，也是劣势。 优势即是融会贯通，免掉了很多学派的弊端，兼之思想开放包容，往往不因循守旧，能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 劣势自然是这样的学派风气松散，难以做到统合，而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单纯通过归纳总结其他学派来抛出一些新观点，这对于中国先秦思想体系并无任何贡献。 所以如果从某种严格标准意义来看，在思想史上压根就没有杂家什么事。 杂家表面上来看像是一个门门考八十分的好学生，但没有一门能达到优秀，这样的学生自然起不到任何引领作用。 而对于门派来说，没有自己的独特性，指望着能够长久地保存下来，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所以，提到杂家，就不得不提吕不韦，因为是他让这样的一个学派从百家之中跻身九流十家之列。 /从巨贾权臣到吕子 吕不韦很出名，有关他的野史秘文比许多皇帝都多，因为从那个耳熟能详的成语“奇货可居”开始，他就和千古一帝秦始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投机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汇，而且与政治投机相牵连的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得不到好下场，比如明朝初年那位擅作主张替朱元璋修城墙的沈万三先生。 按理来说吕不韦作为魏国巨贾，坐拥万金，过个好日子就可以了。 但吕不韦不满足于商人的形象，毕竟在古代那个重农抑商的年代，商人即便再有钱社会地位也依旧是非常的低下的。 所以对于他来说，他想谋求更高的地位，不仅是社会地位，还有政治权力。 奈何当时的政治权力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控，吕不韦即便想插手政治权力的核心敏感点也很困难。

不过吕不韦是幸运的，他遇到了落魄秦国公子。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子楚，秦诸庶孽孙，质於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 于是他用他的千金家资，五百金留于秦子楚改善他的日常生活，同时加深一下感情，另一半就开始上下打点秦国太子，准秦王的宠妃华阳夫人以及她姐姐。 而华阳夫人也因为无子，恐年老色衰后失宠，吕不韦正是抓住这点，许诺让子楚以亲生母亲以待之。 若是子楚继位，便可母凭子贵，富贵荣华一生，二者一拍即合，遂达成目标，而后续的结果也证明了这是双赢的事实。 当然，吕不韦千金谋一国的手段固然高明，达到了无数商人梦寐以求却难以达到的高度，但是若仅仅如此，那可能后世也只会认为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幸运且高明的投机商人。 而事实却是千金谋国只是他事业的一个起点罢了，他真正擅长之处还在于他的治国手段和治国理念。

吕不韦虽然是商人出身，但是他在秦国执政期间也是敏锐的察觉到了秦国治国政策的弊端。 毕竟以法家激进思想来治国，在战时状态下的确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结果，调动人民积极性，维护国内安稳。 但是残酷的法治却难以在和平年代生存发展，而当时虽然秦国尚未一统，但一统之势已成，局势已经明朗。 所以对于和平时期的治理对于担任相国的吕不韦来说就成了当务之急，这也是后世著名的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的由来。 这本书内中记载众多，博采众家之长，又以自己的思想贯穿之中，是一部非常适合战后治国，休养生息的经典名著，跟后世西汉初期的无为之道很是相似。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对于吕不韦来说，这本书既是他的思想结晶，他的心血，也是他的理想所在。 在它看来，也许一生最大的贡献不是成就了秦始皇和秦国，而是写下了这本《吕氏春秋》。

不过因为恨屋及乌之下，《吕氏春秋》未能被秦始皇重用，这固然为吕不韦所心痛，但却也是秦朝是秦始皇最大的损失。 而对于杂家来说，也正是因为吕不韦拥有着政治和著书两种特权，才使得这一个没有独立体系，没有门派之争的大家成为了诸子百家当中的前10家，并且影响力颇具深远。 /《吕氏春秋》的思想矛盾 不过还是那句话，一个没有自己中心思想的学派你很难在学术上去肯定它。 而一个博采众长，想要面面俱到，自圆其说的理论，也一定有它的矛盾性。 《吕氏春秋》这本书中就有很多处这样的地方，虽然吕不韦等人自以为它有一个建立体系的标准。 《序意》篇云：“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道矣。” 这个标准太宽泛，太抽象。

因此书中又提出一个“公”的原则。它认为要“公”就需要“循其理，平其私”，就是说，要循事物的规律，去掉心中的偏见。 这样“智”就可以“公”；“智公”才能决定是非。 可是这个“公”也还是抽象的，实际上就是说，不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而只要“兼容并包”。 根据这个自以为“公”的态度，《吕氏春秋》收集了很多内容互相矛盾的材料，企图把儒、道、墨、法、阴阳等家的许多观点罗列在一起，编制一套“粹白之裘”。 无独有偶，《吕氏春秋》主张政治上统一的观点也存在矛盾。 《慎势》篇云：“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 当时历史的趋势，正是消灭诸侯割据，实行郡县制，以实现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

《吕氏春秋》关于这一点的议论，一方面主张维持分封诸侯的制度，一方面提出“弥近弥大，弥远弥小”，“以大使小”的理论。 这是不愿意把诸侯割据与郡县的矛盾发展到底，而主张一种调和论。 但问题是，这个矛盾的调和本身就是矛盾的。 再比如《吕氏春秋》最末有《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 后三篇讲农业技术，前一篇讲为什么要“上农”。这篇所说的“上农”的理由跟《爱类》篇“神农之教”比较起来，又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爱类》篇所说的“神农之教”，在一定程度是从农民的立场出发。《上农》篇则完全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 “民”若从事于商贾，他们的思想就复杂(“好智”)，“好智”就要玩弄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这就是说，之所以重农轻商，主要的是要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 但《上农》云：“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

照这几句所说的，又是要恢复奴隶主制度下的“工商食官”的制度了。 足见一个没有本身思想的学派整体逻辑之混乱。 /尸佼的时空理论 所以虽然《吕氏春秋》更广更博，名气更大，一些学者反而更喜欢尸佼所著的《尸子》一书。 尸佼是魏国曲沃(今山西省曲沃县)人。 秦相卫鞅从前360年到秦，执政20年，尸佼为其“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提供重要决策意见，为秦国富强，统一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尸佼之学在古代颇受重视，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 其中，他的宇宙论对中国理论思维影响颇大，理学家对此也很重视。 《尸子》云：“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这是迄今在中国典籍中找到的与现代“时空”概念最好的对应。

而他建立在唯物论与辩证法基础上的宇宙观，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石，连同他创用的宇、宙作为范畴，也被沿用了下来。 他说：“荆者，非无东西也，而谓之南，其南者多也。” 这里说明荆地在中国具体方位座标点，具有上下四方这一空间特征。 但扩而言之，中国之东西南北四方，亦存在着各自的东西南北四方，说明每—座标点上的方位，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与相对的统—。 荆地亦然。 还有，荆地是南方，但“其南者多也”，南方之南又是无限的，可见任何一个座标方位点所指的方位，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它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尸佼这种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揭示宇宙空间的内涵，研究和看待事物，这无疑是精辟的和正确的见解。 以及对于时间观的进一步论述。 他说：“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草木无大小，必待春而后生。人待义而成。”“人之生亦少矣，而岁之往亦逮矣。” 这些字句说明，时间是客观事物的根本属性。 人、草木等一切有机体，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通过时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来，都是在时间的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人待义而成”，说明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有社会属性，重要的是他将这一内容，视为宇宙观不可分割的—个组成部分，这是应该重视和值得称道的。

当然，尸佼的理论并不仅仅于此，而杂家三书除了《吕氏春秋》、《尸子》之外，还有《淮南子》名传后世。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杂家走的兼容之路仅仅表于皮骨，而未曾细入骨髓，汉时渐渐不闻于世，也就在所难免了。